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369(2006)04-0001-05 徐特立在漫长的教育实践中，一贯高度重视德育（含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1913年至1919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担任教育学、各科教学法和修身等课程的教学，其间撰写了《教育学》、《小学各科教授法》等著作。在《小学各科教授法》里写到“修身科”，就是我们现在小学开设的“思想品德”课和中学开设的“政治”课。他指出：“盖小学所授各科，莫不有关德育，然各科均有特定之目的，对于德育只可谓有间接关系。惟修身科则直接以陶冶情操、育成品性之目的，是修身科之特色，亦所以居诸教科之首也。”[1]修身科“居诸教科之首”，也就指明了德育在学校中居首要位置。可见，他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是何等的重视呵！ 树立崇高理想 发扬传统美德 徐特立认为，我们的教育一定要有革命性，要“教育后一代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人”。1942年，徐老在《解放时报》上发表的《再论我们怎样学习》一文中，提出“在青少年一代中进行思想和道德教育，其根本目的和任务就是要造成其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青年一代要把老一辈开创的革命事业接过来，而且要干得更好。他具体指出，培养青年革命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培养崇高的革命理想，既共产主义理想。这是一个人最坚实的精神支柱和最强大的思想动力。有了它，“就会有充沛的政治热情”，“眼光就远大了，心胸就开阔了，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更高了”；有了它，“就能正确处理革命事业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就会抵抗得住一切错误的侵袭”；有了它，“就是在最困苦的时候，也会感到幸福”。第二，培养革命的志气，这就是“能担起伟大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重任”，“能保持旺盛的斗志，蓬勃的朝气，成大器，做大事。”[2]青年是老一辈的接班人，应该像老一辈那样有革命的志气，有远大的抱负，兴旺老一辈所创立的家业。第三，培养“无我、无畏”的作风。“无我”，就是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个人得失，“考虑的不是从国家和社会那里多取得什么，而是自己要为国家和社会贡献什么”，“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的态度是‘给’而不是取。”[3]无畏就是“不怕凶恶的敌人，不怕艰难困苦，不怕失败挫折，不怕流血牺牲”。他特别强调，“要创造就要克服困难”，“应该迎着困难前进，为了革命事业，困难再大也决不屈服，要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垂头丧气，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精神振作，昂首阔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性”。[4]他指出的这三项，可以说就是我们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崇高目标。此外，他还阐述了德育的许多具体内容。 徐老也十分重视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学生。1912年他为长沙师范学校提出的校训是“公、诚、俭、朴”。他教育学生，说得最多的是诚信，谆谆嘱咐青年要养成诚实可信的品德，脚踏实地，不占便宜，不自欺欺人。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编写的《小学各科教授法》讲义中，明确提出“修身科”的教学目的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为“诚实忠良之国民，以进于社会道德之生活。”[5]他说：“一个人最怕不老实，青年人最可贵的是老实作风。”[6]他告诫人们，如不能诚实守信，结果会“把社会信用失掉，使自己孤立而垮台，并且人格也丧尽。”[7]徐老一生都把诚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是诚信作风的楷模。徐老还强调以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育学生和青年人。解放后，他在《对青年人的几点希望》中指出，青少年不要“以为长征时期过去了，延安时期过去了，从此可以坐享清福了，那是很不对的。要知道，创业难，守业更艰。革命前辈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夺取了全国胜利，但要保持这个胜利，就还要继续艰苦奋斗，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然，革命胜利的果实，可以得而复失。”[8]1962年冬，他给《长沙晚报》写过这样的题词：“创业难，守业亦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争虚体面，老老实实，勤俭建国，发愤图强。”他还说：“勤俭两字是永远永远需要的，现在需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了勤俭，社会才能前进。”[9] 徐特立认为，德育不能超越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阶段提出要求。因而，德育不仅要有目的地培养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而且要适应身心发展的规律，依据青少年年龄特征，促进儿童整个个性心理的和谐发展。 履行“人师”职责 彰显“身正”风范 徐特立精辟指出：“教师是有两种人格的。”一是当“经师”，即教科学知识，教学问；二是当“人师”，即教行为，教怎样做人。人师对“学生的品质，学生的作风，学生的生活，学习的习惯”，都是要管的。他并且强调“人师与经师二者合一”。[10]每一个教师，都应该认真地履行教书、育人两方面的职责。只做“经师”，不做“人师”的现象，是一种不能宽恕的失职行为。 当好人师，教师要加强自己的修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先进分子”[11]、“模范人物”[12]。他指出：“做人民教师的人，他的思想品质的好坏，也就格外显得重要。”[13]在1952年写的《教育札记》中，强调“教师之所首要者品性，次于品性者为教授能力。”早在《小学各科教授法》里论述修身科的十一种教授方法时，指出：“以身示模范，以为儿童之表率，最为重要……故教师当自慎其言行而以身作则。”的确，教师只有切切实实在点点滴滴的言行上，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对学生才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学生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同时，在传授各门文化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也才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恰如其分地联系实际，并以自己美好的思想、品德、情感、世界观等“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学生，从而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感。总之，“教育家应了解政治并总合各种科学才能称职。”[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