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6)06-0029-07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迫于局势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政权。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井冈山、中央（包括赣南和闽西）、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鄂豫皖、川陕、琼崖、陕甘宁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这些由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地区统一简称苏区。 苏区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在坚持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建设。由于根据地地处农村，广大农民一方面深受帝国主义殖民者、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农村长期缺学少教，群众愚昧落后，所以，面向工农群众的社会教育在苏区尤其受到重视。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革命根据地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办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和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1](P172-17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教育对象包括青壮年工人、农民，也包括老人、家庭妇女等几乎全部民众。教育内容以识字扫盲为载体，实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各种初步而实用的科学知识普及教育和简单的军事常识教育。教育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并取得了移风易俗、配合斗争、促进革命大业成功等显著功效。 一 苏区的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项开拓性事业。当时的历史环境、社会现实以及当时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决定了苏区的社会教育从管理工作到具体教育工作都独树一帜，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管理工作严密有序 苏区社会教育的首要特点就是管理工作严密有序，这主要体现在方针政策明确、管理机构完善和规章制度健全三个方面： 1.方针政策明确 苏区政府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经济文化基础和革命战争需要，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对社会教育的方针、地位、任务以及内容等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P19)总方针表明了苏区教育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规定了“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政治方向，坚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的原则，提出了“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倡导了工农大众的教育普及和教育权利平等。社会教育在此方针提出前，就体现了其中的精神。方针明确提出后，苏区政府就以此为依据、为指针，开展社会教育方面的一切工作。 关于社会教育的地位，强调“苏区教育不独与儿童教育并重，以目前革命需要发展斗争的形势而论，应视为首务”[3](P60)。早在革命根据地尚处初建阶段的1927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就提出了发展教育的四项任务：“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注意工农成年补习教育及职业教育”，“发展农村教育，提高乡村文化”，“发展社会教育，提高普通文化程度”[4](P14)。社会教育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份额，地位之重要显而易见。1933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又发文强调：“俱乐部和识字运动，夜校、小学是目前群众教育的主要部门，在这里特别要加紧青年成年教育和社会教育。……我们要坚决反对过去许多地方只办小学校而忽视社会教育和成年青年教育的错误。”[5](P31) 关于社会教育的任务，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目前的教育任务》中规定：“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地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6](P31)。训令第四号文件在结尾处又重申了“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一切战争动员工作，这是目前文化教育建设的战斗任务”[5](P34)。社会教育在此指导下，以扫除文盲为中心，以识字扫盲运动为载体来完成这些任务。 在社会教育的内容方面，以夜校为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十二号颁布的夜校办法大纲规定：“夜校中除识字外，要教政治和科学常识，同时还要注意写字和作文。”[5](P255)以一斑窥全豹，苏区社会教育的任务决定了其教育内容以识字为主，在识字中进行政治和科学常识的教育，并注意教授一些实用技能，如写家信、写墙报、看路条等等。 此外，中央苏区政府还详细规定了社会教育中一些具体的工作，如规定干部的选拔“要从群众中挑选积极分子来训练”，“供给文化教育上的材料，以及革命的歌谣，油印的地方报纸，墙报的做法等等，都急（需）……教育部编辑供给之处，各级教育部同样负有供给之责。……这些材料的原则：第一要适合目前斗争的环境。第二要有地方性……简明通俗。”[5](P32) 2.管理机构完善 在对社会教育事业的管理机构方面，苏区从中央到省、县（市）、区、乡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1931年11月，全国革命根据地的最高教育行政领导机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瑞金成立，部内分设的社会教育局和艺术局协同管理社会教育。省、县两级设教育部，部内设有社会教育科，管理俱乐部、地方报纸、书报阅览所、革命博物馆及巡回演讲等工作。社会教育的各种材料由编审出版科负责。补习学校、夜校等制度性较强的社会教育机构则由普通教育科负责。区和乡苏维埃政府设有专职干部，负责领导当地的社会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