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体制已到了非大变革不可的时期，大变革须以其社会位置变换为基点，即真真实实地把教育当作产业来投入管理，而不是象以前几十年那样把教育当作“社会福利蛋糕”来点缀。 是产业就可以经营，办教育应有经营的意识与策略。教育经营指的是充分利用教育资源与社会连结去交换，以获取的适度利润增加教育投入，加快教育的良性发展的手段。但教育是以教书育人为本质特征的特殊社会服务产业，由于教育的直接对象并不是教育经营的直接对象，加上受教育者之极大可塑性和教育周期长特点决定了教育目的的长期稳定性，所以以教育的社会位置变换为基点提出的教育产业与经营观念内涵，就与一般的产业经营现象不尽相同，即教育应是实施适度经营的产业。 首先。教育经营必须不干扰教育目的。任何违背或直接干扰了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经营行为，不管获取了多大利润都是不合适的。其二是教育经营须由国家适度政策支持，一方面它不能完全由市场自由调节，另一方面亦应有特殊政策放活扶持。其三是适度利润，当“高价学校”出现时，社会哗然之一就是认为其高出了一般行业利润，事实上由于办学周期长（起码6年）造成“周期风险”可能的多次性多变性，截取稍大利润应是合适的，关键在于控制利润流向。当然，教育经营亦可以是成本经营或补偿经营。其四是适度投入，教育经营的利润流向应不同于其它产业利润：一般来说，其它产业经营是以最大利润为主要目的，且利润是被投资者决定分配了的。但教育经营利润之流向大多作为对教育的再次投入为基本特征，区别企业家真办教育假办教育，这可以是一个最根本的标准。其五是适度垄断，教育经营未完全进入大市场，因此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对经营范围可作适当垄断，譬如对学校专用产品产销垄断，以此截留部分成本作为利润，并以这一扩大之利润增加教育投入。要适度垄断就必须经营集团化，而这也是能最大限度利用教育（其硬性资源和软性资源）条件有效经营的重要方面。其六是“经营”与“教育”适度分离。教育经营是通过利润的再投入去支持教育目的的实现；教育是通过细致的教学与管理去直接兑现目的。两者关系是直接的，因此，在现实中或社会操作上，两者应是相对分离的，这既可以避免社会上的误会，也是提高教育经营者积极性所必须的。 教育经营的内容范围有两大方面，一是一切属于教育系统中的物业，包含房地产、校舍设施、学生学校专用物品之供应生产等，这是教育资源“硬”的方面。长期以来，这硬资源的经营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致使作为社会诸界中占有最多物业的教育系统，却贫困不堪。在当今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如何给政策，让教育界占有的这些硬资源活起来，为教育造血，应是上层决策者该想到的了。“硬”资源主要由“教育产业集团”经营。二是“软”之教育资源，如教育教学技术、人（教师）、学位、科技知识（或理论）等等一切可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方面。这主要经由学校开展经营。教育即服务，教师校长亦是服务。这一认识有时被误解为贬低教育，贬低教师。事实上，从产业性质上区分，这一认识是完全正确。教育为社会现代化服务，教师为社会为学生为家庭服务，是一种高级的、促进社会文明发展、促进下一代身心健康发展的服务性劳动。当一味强调教师“为人师表”，却无视教师之贫穷困惑时，才真正是贬低教育价值呢！当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却千方百计地让孩子远离“为人师表”的职业时，那才真正是教育的悲剧，社会文明的悲剧！确认教育价值，首先要确认教师的劳动价值，而它又是由其给社会付出的劳动形式和质量来说明的。是服务就可以提供交换价值，就可以有组织地实施经营。一直以来，提及教师劳动的社会交换，提及学位收费，往往被人斥之为只见钱而不见人（学生），是违反社会主义教育目的。但是有谁会说五星级宾馆之高水平服务高收费是不合理的呢？因此，关于教育资源之“软”的方面的开发经营，首先要有一个“换脑筋”的过程，即教育经营并不等于只见钱不见人。在坚持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前提下，社会有选择教育的大量需求，而教育则通过挖掘潜力，向有选择要求的家庭或个人，提供新的教育机会及良好的教育服务，这“交换”不是天公地道吗！ 二 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之地理区域不平衡现象是极明显的，改革开放十五年来，由于开放政策实施前后之区别，又出现了“时差区域”现象，如深圳、广州与贵阳、西宁，珠江三角洲与四川平原，就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差别了。尽管扩大改革开放政策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东西、南北、城乡之发展时差，在近期二、三十年内恐怕改变不会太大。这一时代性落差产生的思想观念及其相对应的教育实践之差别，是我们考虑教育变革发展时，必须正视并作为依据的事实。 我国大城市及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可属“时差区域”中最先进的部分。教育产业之经营，可以率先在我国大都市或经济发达区域教育变革中确定为一项内容或体制改革的一条思路。得改革开放风雨洗涤熏育之先的广州人，从社会现实、自身家庭利益与下一代健康成长相统一的关系出发，对教育进入市场适度经营的现实，其表现已大大超出了容忍态度而走上了支持的大变革了。去年四月份，我们对广州各阶层市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回收问卷6500份，回收率为70%。有三个结果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第一、市民对教育现状存在着深切忧虑，普遍关心教师的合理社会报偿。 广大市民对广州市政府重视教育的政绩是较满意的，但也有沉重的忧虑。如教师待遇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敏感令人为难的社会问题，在广州市市民的观念中却是一个令人焦急忧患的问题，是一个可以在其它职业之前，首先去解决的切实问题。因为他们已深深地意识到：教育问题就是教师问题。 当问“教师跳槽现象普遍，您认为正常吗？”答“不正常”和“非常不正常”者共占65.85%；当问“您认为教师职业令您感到羡慕吗？”答“是”者为38.57%、答“否”者为43.36%，选“从不”者占11.82%，选“永不”者占6.25%；在商品大潮中生活了15年后的广州人有近40%的民众尚羡慕教师职业，无疑使人们看到了教育的希望！但包括“否”、“从不”、“永不”三者选答率共合61.43%这一事实，已向我们整个社会提出了严重警告：再不解决教师的待遇问题，我们这代人有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 可令人欣慰的是，广州人对问“您认为本市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依选答率多少排位是：教师待遇(41.62%)，学生无心向学(18.02%)，教师不稳定(13.8%)，教师素质差(9.92%)，管理水平(5.68%)，校园舍窄小(5.68%)，其它为2.7%。其中直接指向教师问题的三项共合65.41%，尤以“教师待遇差”为最，且与其它选答案有着显著比率差距。其中除了学生选答有微小差别外，其他五种职业类型选答趋向完全一致。而面对“假如您是本市市长，对教育发展考虑，第一应做什么？”这一难题七个答案中，有效选答达1054人次，选答排第一位的是“大幅度提高教师工薪”，占35.1%。（其中教师对这一答案的选答率达56.22%，职员占52.46%，企业管理人员占45.45%，干部占35.31%，学生占22.74%，工人占1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