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察中国教育学学科危机的两个维度 考察中国教育学学科危机有两个主要的维度：第一，与“中国”对应，表现为“中国性”缺失的危机；第二，作为一门学科，表现为“教育学”的属性缺失的危机。“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思想是应对第一种危机的表现，早在20世纪初期“进口”教育学的同时就已经萌芽。虽然不同的时期对“中国特色”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其承担的具体历史使命也不一样，但最基本的追求是不变的，即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实际和教育实际，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对教育学“学科危机”的认识和研究，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此后，相关的研究有很多，涉及到的方面也比较广泛，如方法上的、指导思想的、范式的、知识的、价值取向的、话语方式的、思维方式的、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学术信仰和能力的，等等。 面对处于危机中的教育学，也有两种基本态度。一是“终结”，或直接终结，认为教育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独立”，或以研究问题代替学科建设，或把教育学作为其他学科的应用学科，或者认为教育是其他学科的一个应用领域；二是“建构”，针对危机的不同表现形式，建构也有多种途径和方式，如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建构，从其他学科寻求发展“范型”，进行体系结构上的突破，实现研究方法上的多元，通过与实践的相互滋养发展和建设教育学，等等。 二、中国教育学学科危机的变迁 (一)“科学”教育学体系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在恢复已有的教育学科的基础上，重建了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从意识形态的全面覆盖和“左”的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作为思想解放和思想多元的表现，教育学的发展多了科学的和实践的向度，其标志是希望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建设科学的教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确立教育学的学术地位，并认为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它应该揭示一系列的科学概念、规律，构成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反映所研究的客观事物本身的、固有的逻辑。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以二级学科的衍生为主流的教育学学科建设加快步伐，但在教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体系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并认为体系问题是制约教育学发展的一个因素。而当时的教育学体系缺乏一整套概念、范畴、专门术语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命题不严密，缺少逻辑，概念的歧义性很大，这使得理论的功能大打折扣，使教育学成“学”的条件和依据发生了危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专门以教育理论及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为己任的“元教育学”兴起。这种反思朝着两个方向展开：它一方面涉及教育学体系的前提性问题，比如，关于教育学及其体系的理解、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教育理论与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等；另一方面，是有关教育学体系本身的改造和建构问题，包括教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框架的逻辑顺序以及建构体系的方法论，等等。① 其中，对教育学逻辑起点的考察和追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为主，其结果是为教育学找到“教学”、“教育目标”、“学习”、“生活”、“人”等20多个逻辑起点。② (二)问题取向时期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元教育学也过于热衷于构造体系，一部分人开始强烈呼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论些体系”，教育研究要坚决实现目标模式转变。“要从‘学科体系时代’过渡到‘问题取向时代’”。③ 他们主张研究者应把研究重心转移到我国教育实践中许多棘手的、具有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的问题上来。④ 也有人认为，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并不在于增加学科知识和完善学科体系，也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要创立新的学科，而是要有助于人们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评价，从而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因为理论体系是随问题研究而“水到渠成”的。 (三)相关学科道路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教育学与其他学科，如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文化学、人口学、生物学、生态学、生理学、心理学等的联合成为风气。对《教育研究》杂志1996年—2000年，即“九五”期间研究主题的分析显示，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教育问题的占据大多数。⑤ 教育学与其他学科联姻过程中“教育学”属性缺失的危机凸显出来，参照相关学科建立教育学范式(如研究方法的独特性、研究领域的独特性等)成为克服教育学学科危机的主要思路。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育学学科危机是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呈现的，表现为教育学的政治工具性而缺少学术性，因此才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对科学体系的追求。在追求理论的、逻辑的科学体系过程中，又陷入“体系主义”的泥沼而遭到“问题主义”的批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问题研究所需的理论工具问题没有解决，教育学的学科建构也更多地是从相关学科那里寻找灵感和标准，教育学甚至被认为只有首先作为现象学、解释学或其他某某学才能把握自己，进而又导致了对相关学科的圭臬，教育学的危机呈现在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之中。 三、教育学学科危机的性质 (一)学科危机是学科制度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 学科危机是伴随着学科分化和制度化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因此在学科发展史上一般也称学科的“制度化危机”。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危机并不是教育学的独特经历，几乎每一门学科都经历过或还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制度化危机。 历史学是最先取得制度化形态的学科，以至于18世纪末期以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都通过界定自己与历史学的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来确认自己的学科独立性。但是，伴随学科制度化进程，各个学科的领域危机(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领域之争)和方法危机(如人类学田野研究)等也如影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