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4)03-0005-08 作为一种反对或质疑“理智”(intellect)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①的社会态度或倾向，“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它总是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出现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国家的政治修辞和社会话语中。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艾森豪威尔主政和麦卡锡主义当道期间，反智主义在美国逐渐发展为一种社会风潮。这股风潮“虽然在美国不是主导力量，但也是十分强大”[1]。因此，它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深刻关注。1955年，《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 of Social Issues)出版专辑讨论反智主义的历史渊源、社会因素、心理机制及其在政治、教育等领域的表征；1962年，霍夫斯塔特(Hofstadter，R.)发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主要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系统探讨反智主义的概念、表征、根源和社会后果。这些著述开启了反智主义研究的先河，同时也为后续有关反智主义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将反智主义引入对中国社会政治问题分析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余英时发表的论文《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近年来，由于旅美学者薛涌旗帜鲜明地在中国推崇反智主义，激起了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我国社会政治、文艺、文化等领域反智主义现象及其问题②。然而，这些反思都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反智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具体症状和可能后果。事实上，这种忽略是不应该有的，因为反智主义天然就具有否定甚至取消教育(尤其是具有精英取向的高等教育)的倾向。有鉴于此，本文主要立足当代中国社会的语境，探讨教育中反智主义的具体表征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而提出教育超越反智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反智主义”的概念 事实上，作为一个概念，“反智主义”并非想象的那么明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首先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生活中使用和传播的。当霍夫斯塔特试图对这个概念进行界定时，就发现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作为一个观念，它并不是某个单一的命题，而是一组相互关联的命题的复合体；作为一种态度，它通常不会那么纯粹，而是充满着矛盾——纯然而绝对地厌恶理智或知识分子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的；作为一种历史的主题，它并没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主线，而是一股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起伏不定的力量，它从不断变化的源泉中汲取驱动力。”[2]尽管如此，霍夫斯塔特还是希望从历史和现实中所存在的各种与反智主义有关的观念和态度中找到聚合点，并以这个聚合点为基础廓清反智主义的基本意义。由此，他认为，反智主义所表达的不过是“一种对精神生活(life of mind)以及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的不满和怀疑；一种持续地贬低这种生活的价值的倾向”[2]。其中所谓的“精神生活”就是一种与“理智”相关的生活，而“代表这种生活的人”就是“知识分子”。概言之，反智主义至少意味着两层含义：一是对“理智”本身的不满和怀疑；二是对以精神生活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反对。除此之外，反智主义的不满或怀疑还进一步扩展到知识分子通过理智的活动所形成的成果(尤其是知识和思想)本身。 无论如何，反智主义反对的核心是“理智”。为了进一步澄清反智主义的概念，似乎有必要对“理智”的概念进行细致的分析。霍夫斯塔特试图通过与“智力”(intelligence)概念的比较凸显“理智”概念的特征。他认为，两者都属于心灵或精神(mind)的方面，但又有着根本的差异：第一，智力是心灵所具有的操控性、适应性和实用性的方面，寻求的是掌握、操控、重组、调整，而理智是心灵所具有的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方面，寻求的是检核、权衡、怀疑、推论、批判、想象；第二，智力主要运用在相对狭窄的、即时的、可预测的领域，能把握特定情境中的直接意义并对之进行评估，而理智则是对评估的评估，能从整体上寻找各种情景的意义；第三，智力可以作为动物的品质加以赞扬，而理智则是人类尊严的证明，是作为人类的品质加以褒贬的；第四，智力作为抽象的品质是普遍接受的，一个具有高智力水平的人往往会受到高度赞扬，但具有理智的人既可能受到社会的赞赏，也会经常遭到怀疑、怨恨或蔑视，因为他可能是不可靠的、肤浅的、不道德的、破坏性的，甚或可能是愚钝的(unintelligent)；第五，有些人具有卓越不群的智力水平，却不一定具有令人赞赏的智识或理智，但要成为知识分子就需要表现出应有的智力水平[2]。这一区分意味着，反智主义的指向并非人类与其他动物共同具有的、根植于先天因素的智力，而是指向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品质——“理智”。从这种意义上说，反智主义甚至具有动摇人类自身尊严的意味。但是，在那些进步教育的拥趸者看来，"intellectual"与"intelligent"是二而合一的[3]。 根据上述界定，反智主义的外延也逐渐清晰起来。在霍夫斯塔特看来，反智主义首先不是发生在知识或思想界内部的自我批评。在知识或思想界，知识分子总是躁动不安，有时对他们所隶属的群体也有尖锐而彻底的批评，甚至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即便有些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同侪所做的批评可能有失妥当甚或是错误的，但是这些批评仍然是内部性的，与来自外部的公众的普遍怀疑和否认是不同的，因为这些批评是知识或思想界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途径。相反，反智主义主要是发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公众对知识分子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怀疑和否定，而且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倾向性。其次，反智主义也不等于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反智主义是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表现为社会公众对理智和知识分子的怀疑和否定，可能存在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生活中。但反理性主义是一种严肃的哲学观点或学说，比如尼采、索绪尔、柏格森、爱默生、怀特曼、詹姆斯等属于这一阵营。此外，美国学者怀特(White，M.)也有类似的区分："anti-intellectual"(反对知识分子的)与"anti-intellectualist"(反对主智主义的)，前者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的敌视，而后者则是对知识和生活领域中体现理性的理智(rational intellect)的观点的批评(如柏格森、詹姆斯都属此列)[4]。显然，反智主义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层面。那些反知识分子的人通常是普罗大众，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科学家、历史学家或哲学家，无论是理性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书呆子(egghead)就是书呆子。他们承认教授、艺术家、学者、科学家的追求不同于商人、水暖工、秘书、理发师、政客的追求，但是他们更信奉后者，而鄙弃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