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7)04-0001-11 在农业时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 19世纪中叶发生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经济社会封闭的状态，把中国推向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之中，由此导致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分化，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新的经济兴起。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部分适应了新经济发展需要的城市获得发展机遇而勃兴，但大部分城市则由于在转型过程之中未能适应发展变化，从而出现衰落。总体考察，近代大多数中国城市走向衰落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但不同类型的城市的衰落原因则有区别，因而进行分类考察很有必要。清中期，苏、杭、扬因其工商业的繁荣而达到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高点，不仅对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甚巨。近代以来，苏、杭、扬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落，一方面，三城市的衰落既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急剧转型紧紧联系，另一方面，三城市的衰落又存在着若干个别的、特殊的原因，本文主要对这些个别的、特殊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近代以来交通优势的丧失是苏、杭、扬衰落的重要原因 地理位置对一个城市或区域发展的意义十分重要。有利的城市地理位置，必然促进城市的发展，而不利的城市地理位置则导致城市出现衰落。城市的地理位置虽然在地表上是不变的，但是城市的交通地理位置的优劣则会随着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必须动态地加以考察。 在前近代时期，交通地理的优越性是苏、杭、扬三城市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近代以来，交通地理位置的优越性的丧失同样也成为三城市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州位于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从大位置考察，“长江绕于西北，大海环于东南，苏郡为奥区耳。山海所产之珍，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1]也有清人认为苏州“其地形四达，水陆交通，浮江达淮，倚湖控海。”[2]苏州经南北大运河与全国各地相连贯。同时，它又通过运河及浏河，与中国的黄金水道长江相连。渡江往西，可以到达皖、鄂；越彭，通楚、蜀、岭南；经运河，走齐、豫，直达北京；经运河南至杭州，远连交、广地区。唐时海运可直达苏州城下，“吴门持粟布，泛海凌蓬莱”。[3]优越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交通联系和富庶的农村腹地，成为苏州城市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明清时期，苏州成了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货物店肆充溢金闻，贸易锻至辐辏”，“远方贾人，挟资以谋厚利”。[4] 杭州地处中国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的南端终点，区域内水网密布，城内有中河、东河、小河、浣纱河，城外有龙山河、贴沙河、上塘河、下塘河、古新河、新运河、松木场河、余杭塘河、西溪等众多水道，更占有京杭大运河的黄金水道。杭州湾自宋元始就是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元朝丝绸陶瓷大都由杭州或明州起运，经温州、泉州、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波斯湾乃至地中海各国。明代虽禁止海外贸易，杭州仍是少数几个设有市舶司进行贸易的地方。清顺治、嘉庆年间，朝廷在浙江设官商，每年向日本大量输出丝货，以换取日本的元铜。闽、粤出口的丝织品也大多从杭嘉湖贩运。 扬州的区位条件也是十分优越的，扬州处于长江与运河“T”字型交汇处，沟通南北的运河要道和连接东西的长江是其生长发展的命脉所在。扬州居南北交通枢纽和明清两淮盐业中心的地位，使其成为沟通南北东西贸易的“四汇五达之衢”，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之一。四方舟车、商贾荟萃，商业高度繁荣。不仅如此，运河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国家政治、军事功能，从唐朝开始，扬州就成为东南漕粮转运京师的咽喉，一直至清中叶。为了保证漕粮能顺利运达京师，历代王朝都加强对扬州的统治，并不惜巨资和代价对运河进行疏浚、整治，以保证国家命脉——运河的畅通，从而也确保了扬州在漕运中的咽喉地位和商业、贸易的繁荣。 在前近代时期，水运因其省时、省力、运输成本低等优点，一直是长短途运输的主要方式。自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历朝历代都对这条南北生命线极其重视。京杭大运河是明清时期苏、杭、扬兴旺的命脉，“南海百蛮之入贡者，南方数百郡之求仕者，与夫工艺贸易之趋北者，今日杭州而明日苏。天使之驰释而来者，北方中原士大夫之仕于南者，东辽西域幽朔之浮淮越江者，今日苏而明日杭，是故苏为孔道”。[5] 然而正是由于苏、杭、扬等城市对大运河的依赖，一旦大运河出现交通运输问题，就会对这些城市带来致命的影响。 大运河向来水源不丰，常年从黄河引水，但黄河泥沙甚多，对大运河道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道光初年，大运河已是“底高一丈数尺，两滩积淤宽厚”。[6](P.3786)道光五年（1825年），黄河泛滥，夺淮入海，从黄河至长江一线的运河全被泥沙淤成平地，漕运、盐运被迫中断，江南的粮食不能及时运往京城。翌年，运粮船只能改由海道经黄海、渤海运抵京师。近代以来，常年的运河整治由于多种原因无法进行下去，导致漕运体制趋于瓦解。一是运河本身状况日益恶化，运河河床泥沙淤积严重，有些河段原河底“深丈五六尺高，今只存三四尺，并有不及五寸者，舟只在胶线，进退俱难。”[6](P.3786)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三阳铜瓦厢决口，从山东张秋穿运河东去，改道山东利津入海，一时黄水泛滥，“运河阻滞”。[6](P.3788-3789)二是持续了11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封锁了大运河上的交通运输，切断了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漕运因此停运，运河河道也多年无法治理，淤塞更加严重，几近断航。尽管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二年（1865年），清政府曾尝试恢复漕运，但沿途“节节阻滞，艰险备尝”，“船户不愿北行”[7]。此时，尽管漕运体系尚未完全解体，但海运取代河运已经是大势所趋，运河丧失漕运功能而出现衰落的命运已不可避免。从此，运河不再发挥南北经济联系的内河航道主干道的作用。清末，随着铁路运输的兴起，运河运输体系彻底解体，其历史使命终告完结。时人卫荣光曾对河运转为海运的过程有一概括性的论述：“道光季年，海运费省而运疾，上下咸以为便。而犹河海并运也。至粤匪肆扰、中外互市以来，宸漠远布，海运专行，而河运逐废。江南之由河运者不过江、安数万石而已。海运踵行之后，已三十余年，功效大著，火轮骠迅，与沙卫船分成揽运，尤开亘古未有之奇，此变则通之候欤。”[8](P.5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