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与中国实际的理论认识 （一）二元经济论在中国学术界的反响 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系统地提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经济理论，极具影响，在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该理论明确提出了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以主要为满足农村人口自我消费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与资本主义性质的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并进而探讨如何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最终实现现代经济“一元化”的规律性。正因为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发展中国家“传统与现代”经济并存的实际，讨论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问题，因此被众多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在我国学术界也常常作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经典性理论框架被广泛应用。 在中国的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以二元经济论分析中国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化问题时，一般而言，最广泛应用的理念是，一，确认中国经济至目前为止，仍是二元的，即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二，确认二元经济的最终发展前景是现代经济取代传统经济，整体经济终将变为现代经济的一元化格局。而现代经济的标准和内涵，主导观念认为有三方面，即城市工商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第二、三产业占国民经济各部门比重的绝对优势；实现农村城市化或城乡一体化。 因此，在对中国的经济分析中，无论是在历史变化过程领域，还是在当代经济领域，或是提出政策目标，大量论者的出发点都是致力于一个趋同的方向和目标：如何最大限度地将“过剩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由此提高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使其现代化；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绝大多数农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如何改变“农村包围城市”的城乡格局，实现传统农村的城市化。 但是，此类看来相当符合二元经济理论原则，也符合世界性经济发展规律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很值得深究。从理论角度看，类似理念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重要前提和限制条件，因而实质上颇大程度地背离了二元经济论的科学成分。从实际生活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况来看，它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亦颇可质疑。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理论背景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本文是按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作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作者之所以如此强调该文的理论背景，是因为他认为，该文的分析对象是当代发展中国家，在这类国家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状况即劳动力和资本状况，类同于古典经济学家时代的状况，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分析的19世纪后半期之后的欧洲发达国家：“在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劳动力已不是无限供给”，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兴趣的变化完全适用于欧洲，因为欧洲的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而且，对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来说，似乎可以确实假定经济的扩张是自动的。另一方面，在大部分亚洲地区，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而经济的扩张是的确不是有保证的”。（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主要在亚洲和东欧）生活在与古典理论假设相符而不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相符的条件下，这些地区的人民从古典分析中得到的东西要比从1870年以后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的要多得多。”（注：刘易斯：《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见《二元经济论》，第47页。）二元经济论的杰出之处和独特贡献，正在于它在新古典经济学已“取代”古典学派的理论界明确提出，很大区域的实际生活是与新古典理论的假设不合的，因此绝对不应该用理论前提与现实状况不符的理论作为工具去分析实际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了第一阶段的存在（指不变工资水平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阶段）；错误地用对第二阶段（指资本积累赶上劳动力增长阶段）的分析方法套用在第一阶段的分析上”（注：刘易斯：《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见《二元经济论》，第70页。）。由于分析对象的实际情况倒与古典理论有相同之处，故刘易斯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启用早已被“冷落”、被认为“过时”的古典理论来说明问题。看来刘易斯本人认为自己文章的最大理论贡献和得意之笔亦在于此：“研究劳动力过剩问题的学者，在找到贴切地适合他的问题的分析结构之前，必须完全回过来研究古典经济学家。”（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2页。） （三）二元经济论由以成立的限制条件 任何一个严密的理论模型都有自己的严格限制条件，二元论当然也不例外。刘易斯指明，“如果在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上可以用得到无限的劳动力，资本家的剩余就一直增加，而国民收入中每年投资的比率也在提高”，“当资本积累赶上人口，以至不再有剩余劳动力时，这个过程就必然停止”。但刘易斯说：“它也可能在此之前停止”。刘易斯认为，从经济原因上分析，资本积累过程提前停止可能有四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贸易条件可能变得不利于资本主义部门。刘易斯所谓的贸易条件是指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之间的经济交流关系，这“实际上是工农业关系问题”，亦即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假定资本主义部门不生产食物，将会出现两种对资本主义部门不利的贸易条件，一种是：如果传统部门即农业的生产不能满足现代部门对食品的需求，从而迫使资本主义部门提高付给农民的粮价，那么必将使资本主义部门减少利润，当这种情况达到一定程度时，“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另一种是，如果传统农业部门食物生产率提高，但食物价格的下降却不如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则同样会“迫使资本家把更多的产品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从而减少工业利润直至无利可图。 刘易斯这位因创立二元经济论而获诺贝尔奖的著名学者，其学说本身即在经济理论界树立了严肃经济学家的科学态度典范：对任何理论学说都不盲从；任何理论观点，都应是最大限度地根据所分析对象的客观实际而给出；任何理论观点，都有自己严格的前提和限制条件。二元经济论由此而来，以二元理论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无疑也应遵循理论本身的精神和实质。因此，在运用二元经济论分析中国时，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工作是，审视二元经济论的理论模型由以建立的前提条件和限制条件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这应是我们能否采用、或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二元经济的理论和结论的唯一准则。 （四）二元经济论与中国的实际 我们主要分析四个问题：二元结构理论的背景与中国实际；模型主要条件与中国实际；模型限制条件与中国实际；二元理论的结论与中国实际。 1、二元结构理论的背景与中国实际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之理论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工具是古典经济学，而古典经济学主要是根据约1870年代以前，以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抽象出来的规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由以建立的实证资料中，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背景资料是重要部分甚至是最重要部分。因此，说到经济发展过程的二元现象，应该避免一种误解，以为纯属当代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特有现象。对此刘易斯本人说道：“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大多数国家，其经济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即高工资经济和低工资经济并存”。（注：刘易斯：《不发达地区的就业政策》，见《二元经济论》，第75页。）“19世纪的欧洲为这种模式提供了历史见证”。（注：刘易斯：《发展中国家的失业》，见《二元经济论》，第92页。）“我的模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方法来解释，在一国经济发展初期（其发展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个经济中的扩张）国内储蓄占国民收入之比快速提高的原因。大不列颠史料，是模型赖以建立的依据。”（注：刘易斯：《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见《二元经济论》，第102页。）综观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论的一些论述，可以辨析出他的一个基本思想（尽管他自己未明确提出）：经济发展过程的二元现象，是世界多数国家至少是相当数量国家的共同点，现有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二元向一元的过渡。关于这类国家从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转化的规律性的总结即二元经济论，对于仍处于二元状况的不发达国家，是重要乃至在新理论出现前最可参考的经济理论：“我们的任务不是在取代新古典经济学，而仅仅是要为那些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假设并不适用的国家精心设计一个不同的框架”。（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