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经济学知识与思维方式的互补与转换 经济史学思维方式是随着经济史学的产生而形成的，随着经济史学的发展而丰富。从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内涵扩大的进程与结构的特点。 在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同时也是迅速分化的19世纪，在英、德、美等国家，经济史学分别从历史学和经济学中分离出来。首先，在历史学科内部，研究逐步细化，有专门研究政治史的，也有专门研究文化史的，还有专门研究经济史的。于是产生了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不同的专门史分支学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为了认识现实经济现象形成的原因而追溯其产生、发展过程，为了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而寻求以往的工作经验，逐渐形成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这样便出现了历史学中的经济史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这两种经济史的共同之处是：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的演进过程，研究的目标是揭示这种演进的规律，研究的方法是以实证主义为主，叙述的形式都是依时序展开。至于不同之处也甚多，举其要者：前者以历史学理论为指导，后者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前者偏重经济事件的真相与过程，后者偏重经济运行的机制；前者重历史逻辑，后者重理论逻辑；前者在实证主义之外又有历史主义，后者在实证方法外还用规范方法，如此等等。这些不同是研究者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不同的外在表现。 在中国，现代形态的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国经济史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中国经济史学发展迎来了第一次高潮，经济史学因此成为一独立学科。正是在这个时期，梁方仲开始在经济史研究阵营中崭露头角。1932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创办《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7年6月改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下文简称《集刊》)，这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①该刊带动了一个活跃的经济史学术群体。1933年，梁方仲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经济史组工作，专攻明代田赋史。1934年5月，汤象龙、吴晗倡议成立“史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有汤象龙、吴晗、梁方仲、夏鼐、罗尔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史学研究会”经常研究《集刊》事宜。梁方仲是《集刊》的积极撰稿人，并一度任《集刊》主编，组织和发表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经济史学术论文。以该杂志为阵地，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工作者，他们后来成为经济史研究和历史学研究的骨干力量。“史学研究会”的成立和《集刊》的出版对促进中国经济史学科产生了重要作用。该会的主要成员和该刊的主要作者分别来自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他们在这个学术团体和刊物中交流研究工作的心得，彼此学习对方的知识与思维方式，其中的部分成员实现了知识与思维方式的互补与转换，养成了经济史学思维方式，从而在经济史学研究上取得了优异成果，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奠基者。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梁方仲较早倡导用多种方法研究同一问题。他认为：“各种学问研究得愈精细，则特殊方法的发现亦愈多，且往往可以彼此通用。于是同一题目，可以用种种特殊方法去处理它。如研究经济学，可以应用历史方法，或制度方法，或哲学方法，或心理方法，以至统计方法。”②他是多学科方法通用于同一题目的先知先觉者，并因此成为第一代经济史学家中实现历史学与经济学的知识与思维方式互换的领军人物。 20世纪30、40年代，部分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者的旨趣开始转向经济史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探讨，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前一段时期有大幅度的增长。仅《食货》半月刊刊登的这方面的论文就多达29篇。其中以汤象龙的《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第1卷第5期)，吴景超的《近代都市的研究法》(第1卷第5期)，王瑛的《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第1卷第5期)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第2卷第5期)，齐思和的《研究历史问题之方法》(第4卷第3期)等专题论文强调了历史学方法与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1948年，粱方仲发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一文，成为40年代重视从方法论层面探讨经济史研究的科学方法的代表作。对于什么是科学的方法，他认为：“说科学的方法是指应用某种有条理有系统的规范去处理某一问题的一种程序。这一种程序，可能指的是逻辑上理论上的完整，乃一种抽象的观念，应用到一切的研究上面；但也可能指的是一种技术，此则具有具体而专门的内容，只限于某些方面的研究。”③他认为：“倘若我们依照传统的办法，将科学的研究很简单草率地分为两大类：研究宇宙间自然现象的统归入自然科学，研究文化现象的都归到人文科学，那末，我们还可以根据在研究历程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人被处置的地位，把人文科学再分为以下两部门。”“由此我们可以注意，科学的分类，原本是一件很勉强的事情。一种科学可以归入这类，但亦可归入另一类——它的归类往往由它所用的方法来决定。”④梁方仲在这里所说的方法，指的是一种思维方法。在该文中，梁方仲对历史方法在社会科学中流行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我们应注意的就是时间或历史的因素对于社会现象的影响较对于纯自然现象的影响为大。千百年前的宇宙，到了千百年后变动得不会很大很快，——特别是从人所能观察出来的这一方面而言。至于人类的社会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它永远在变动，生长，盛衰，社会的组织与风俗，习惯等，错综交叉影响而构成的全相，即为它们过去历史的一个函数，此种说法对自然的现象殊不适用，故自十九世纪以来历史方法之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渐盛。”⑤对于历史方法的探讨，标志经济学出身的梁方仲具备了历史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他在研究实践中建立的学术规范及研究程序：在选定课题后，运用历史方法，从前人成果、收集史料入手；在得到大量史料后，细心整理，编排大事，厘清过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透过现象及于本质，得出结论，论从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