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07）02—0020—04 获得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人类“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1] 对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而言，秩序都是最为基本的价值，其中，“政治秩序被看成是体现和实现公民本质的工具”[2]。 正是有了政治秩序，人类的公共生活才成为可能，人类才能维系和实现自己的个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旦脱离了社会、政治秩序，就没有人的存在。 政治秩序之所以可能是由人类的人性本质所决定的。生物性、精神性、社会性是人类本性的三个基本维度，在社会政治生活过程中，人们在生理、安全、爱、尊重、自我实现等不同需要和客观条件的召唤和制约下，必然产生出一种对于秩序的理性需求，以避免和维护不同主体在满足自身需要时可能造成的纠纷和冲突，而政治秩序则是消解或缓和这一冲突的最强有力保障。正因为此，探求理想的政治秩序便成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和期盼，是不同政治家、思想家们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和亘古不变的永恒向往。人类对秩序的这种需求，可以通过“人来源于动物界”、“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交往的动物”、“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六个命题来获得解释和证明，它们正好对应了人的生物性、精神性和社会性这三个本性维度，生物性对应了“人来源于动物界”，精神性和社会性则共同反映和体现了“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交往的动物”、“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命题。这六个命题共同为政治秩序的可能和建构提供了本源性的支持。 命题之一：人来源于动物界 恩格斯曾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3]140 这一命题充分揭示了人的生物本性，即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又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它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因此，人像其他任何一个动物一样都具有生理、安全等基本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又不能通过简单的个体来获得，而是需要一个公共秩序，这是包括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在内的基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是生理需求的保证，文化秩序是精神需要的满足，而政治秩序则是一切价值的保障。正如叔本华所说的：“从本性上讲，人是一种野蛮、可怕的动物。我们所认识的人，只是我们经过驯化和教育、我们叫做文明的东西；因而人的真正本性偶然爆发出来，会使我们惊恐不安。但是一旦去掉法律和秩序的枷锁，无政府状态来临时，人便会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4] 因此，政治秩序是人类为满足自身基本欲求、克服和弥补自身兽性缺陷并不断升华和超越的一种应答和需求，它表明，“人类希求的不仅是人身安全，为了与同类进行普通的日常交往，他们需要一种建立在互相信任基础上的最低限度的稳定性。此外，人们还学到了与物品的关系。通过劳动积累他们当作财产保存的所得物。自此，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职能被扩大到要围绕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建立的一种安全体制，对此最恰当的描述莫过于‘秩序’一词。秩序只有在安全得到保障后才能够发展起来，而政府的目的就是使人们过上有序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将‘法律与秩序’、‘和平与安定’的获得归之于政府的原因。换句话说，如果秩序是为了保障和平，这一目的的实现，就必须依赖于法律和能够实施的法律机构。秩序是普遍性机构有效实施普遍性法则的产物。”[5] 命题之二：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城邦演进的基础上，作出了这样一个千古流传的著名论断，他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6]7 “人类自然地应该是趋向于城市生活的动物（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类虽在生活上用不着互相依赖的时候，也有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然性情；为了共同利益，当然能够合群，（各以其本分参加一个政治团体）各如其本分而享有优良的生活。就我们各个个人来说以及就社会全体来说，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但人类仅仅为了求得生存，就已有合群而组成并维持政治团体的必要了。”[6]130 亚里士多德这一命题的本质含义是人不能离开公共领域，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善，迫切需要一个具有统摄和保护力量的公共秩序。换言之，人类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三种“善业”，即物质财富、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其中良好的道德，即灵魂的善是最本质性的，人类只有实现了灵魂的善，才能真正和动物区别开来，才能实现人的本性，而任何孤立的个人和小规模的团体都无法使人实现这三种“善业”，只有依赖公共秩序才能做到。因此，一切共同体都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善而组合起来的，是人类天然性情的基本表现和要求，这一点在他们获得了生理和安全的基本需要之后表现的尤为突出，即：人们需要借助于政治权力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取得民主权利并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这一系列要求的最根本保障就是来源于政治秩序。 命题之三：人是符号的动物 德国现代哲学家、新康德学派的第三代人物恩斯特·卡西尔（Emst Cassirer,1874—1945）在《人论》一书中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7]35 他认为，人类的活动形式是多种多样和丰富多采的，“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命题并不能整个地反映人的特性和本质。在人与动物共同生活的时空向度和物理世界之中，动物只能被动地接受“当下”物理世界给予的“事实”，生活在“当下”给予的既定物质世界范围之内，永远不能超出“现实性”的规定。而人类除了有一套与动物一样的感受系统外，还拥有思辨和抽象的智性能力，能发明和运用各种符号创造自己需要的“理想世界”的独特符号系统和秩序样式。正是这一套符号系统使人类拥有了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这些独特的意识形态能力，形成了有别于动物的人类文化，进而能超越“当下”的时空限制，超越有限的存在，超出“现实性”向着“可能性”迈进，生活在更加宽广和更加美丽的理想世界和秩序样式之中。因此，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故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animal symbolis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7]34。“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7]87 卡西尔的命题向我们揭示出了人类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特性，这就是“符号功能”、“符号活动”。它向我们表明，作为具有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高级动物，人类的生存活动是一个不断交往、合作、互惠和结为群体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生活共同体不断形成的过程。人类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政治、经济、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文学等各种“符号”，不断地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各种相应的制度体系，所有这些活动及其成果，都指向秩序，代指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秩序样式。换言之，正是人类这种对于“符号”的需求和创造本性，才使人类置身于符号的世界之中，这些符号构成了人类互相交往的“中介”和“纽带”，决定了人类对于自身文化形态和秩序样式的需求。通过符号活动，人与人、人与文化、文化与文化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符号系统将世界编织成了一张“网”，这张网就是秩序，不同的社会主体和文化样式便是这张“网”的不同丝线，多元共存、互惠互赢，构成一个相互联系、异彩纷呈的共同体。因此，人类对于符号系统的需要和创造既有赖于公共秩序的保障又为公共秩序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有了这种据于符号需求而建立起来的秩序，人才能成其为人。要是没有符号系统及其相应的秩序样式，人类生活就像柏拉图比喻中的那个洞穴中的囚徒，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由宗教、艺术、哲学和科学等构成的理想世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