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仍然有许多学者认为西方文论是“先进”的、“科学”的，而中国古代文论则是“落后”的、“非科学”的，于是在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的过程中，热烈拥抱西方文论，尤其是当代西方文论，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则弃之如敝屣，不屑一顾。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亲外而疏内的态度呢？我认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误以为西方文论的价值根据是“人”与“自然”的，考察的是规律，构成了真理；而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根据仅仅是政治“教化”，不考察规律，当然也就缺乏真理性可言。问题真是这样的吗？ 一 非官方的价值的胜利 从“五四”以来，在反对和批判封建主义专制的思想束缚的境遇中，中国接受了现代的科学、民主的思想，这是必须肯定的。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被看成为阻碍现代中国发展的绊脚石，就值得商榷。中国古代的丰富的文学理论遭到冷落也不是正常的事情。在那些追求西方时髦的人眼中，中国古代文论紧紧地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教化”理论密切相连。这是有原因的，当然也不足为怪。因为，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已经作为官方的正统理论。儒家的文学思想的确提倡政治“教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不断被宣传的《毛诗序》的观点。《毛诗序》集中国政治“教化”论的大成。“教化”一词就是从这里提出来的。其中说：“风，讽也，教，化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对这句话，孔颖达的《毛诗正义》解释说：“《序》又解名‘教’为‘风’之意：‘风’训‘讽’，‘教’也；‘讽’谓微加晓告，‘教’谓殷勤悔示。‘讽’之与‘教’，始末之异名也。言王者施化，先依违讽喻以动之，民渐开悟，乃后明教命以化之。风之所吹，无物不扇；化之所被，无往不露，故取名焉。”这个解释说明，“教化”者是“王者”，而被“教化”是“民”，“教化”的目的是“殷勤悔示”、“民渐开悟”。特别是《毛诗序》对于诗歌的功能提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看法，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毛诗序》提出的著名的“美刺”说，“美”就是对统治者歌功颂德，“刺”是对统治者的讽喻；但讽喻要“主文而谲谏”，不可剑拔弩张，不可出圈儿、越界。“美刺”都要被限制在统治者允许的范围内。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关于文学的“教化”说，明显是官方的文学理论，其价值的根据是王者的统治。后来唐代韩愈提出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宋代理学家所提出的“文以贯道”等，与《毛诗序》一脉相承，都是封建主义官方的文学理论，其价值根据也是统治者的利益，因为他们所说的“道”是封建帝王的统治之“王道”。也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也确有那种对统治者阿谀逢迎、歌功颂德的作品。白居易《采诗官》中说：“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高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讽规刺言，万言千章无一字。”不能不承认，白居易所说的情况，历朝历代都有。这是一个事实，是不容否定的。但同样不能否定的是，我们要看到中华文学和文论的主流并不建立在这种为统治者“教化”的价值上面。 这样，我们就需要弄清楚，一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真正的价值根据难道就是封建帝王的为“教化”百姓而获得稳固统治的“王道”吗？汉代董仲舒后的儒家文学方面的“教化”理论诚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不能抹杀这个事实。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并不是当时官方的定于一尊的理论。当时孔子奔走列国，推销他的学说，常遭冷遇，最后不得不在鲁国开始他的聚徒讲学的生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见在百家争鸣的条件下，孔子的学说最初并非官方学说，孔子也讲“道”，他的“道”就是“仁”，“仁者，爱人”。这是一种以尊重人、爱护人的“人道”，人道是孔子儒家学说的价值根据。他也讲诗讲乐讲文，大家所熟悉的“思无邪”、“兴观群怨”、“不学诗，无以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尽善尽美”、“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文质彬彬”、“辞达而已”、“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等说法，作为儒家文论的起点，其价值追求全在一个“人”字上面，即在对人自身成长的关切对人的道德修养的完美与对人的尊重与信赖上面。如果我们再联系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的“涂之人皆可为禹”等论断，那么从这里，难道我们不能强烈地感受到儒家的文论的价值根据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谈论的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吗？当然孔子也没有完全否定“天”，孔子说过“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在孔子的思考中，“天”也是一种存在。但往往是存而不论，并不十分认真看待。对于鬼神，更是“敬而远之”。总的看，孔子儒家学说，所属意所围绕所强调的是人，是人的成长，是人的道德，是人的秩序，是人的尊严，是一种“人的精神”，这是儒家未被官方化之前的情形。实际上在被官方化以后，后代的学者，特别是诗人作家，也更多地是从原本的意义来对待儒家学说的。 这里还必须考察道家文论的价值根据。道家的思想除个别时代，始终也是作为非官方的思想而出现的。道家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先秦道家虽然对文学艺术不感兴趣，但老子的“美恶相依”、“无之以为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说法，特别是庄子的关于“心斋”和“虚静”，关于“游”，关于“齐物”，关于“与天地万物相往来”，关于“天乐、人乐、至乐”，关于“天籁、地籁、人籁”，关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关于“以天合天”的思想，关于“道与技”，关于“言与意”等思想，后来被转化为文论思想，更成为历代诗人与作家创作的内在根据。那么道家文论的价值根据是什么呢？这就是道家思想中的“道”。道是什么？《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这意思是说，“道”是真的，可以验信的，它自身无所作为也无形迹，不可以口授，但可心得，不可以目见，它自为本自为根，在没有天地之前，自古就存在，鬼神天地都出自它，它在太极之上不为高，在六极之下不为低，先天地存在不为久，长于上古不为老。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这种“莫见其形”、“莫见其功”的“物之初”不是太神秘了吗？实际上“道”并不神秘，只要人们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并深入自然，就可从自然之性中以体道、悟道，原来这是事物运行的自然之道，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规律”。我们从庄子的“庖丁解牛”、“梓庆削木为鐻”、“痀偻者承蜩”等寓言故事中就可以发现，原来任何事物都有“道”，只要集中高度注意力，废寝忘食，决心去追求，不断去实践，最终是可以悟道和体道的，就像庖丁、梓庆和痀偻者那样，熟悉了对象，也练就了自己的高超的技艺，悟了道。他们体道、悟道中的所谓“以天和天”，就是以“我”之自然去合“物”之自然，使人的自然与物的自然相契合，人就可以与自然万物相往来。对于文学艺术创作来说，诗人、艺术家要保持童心和本真状态，进入虚静状态（人的自然），去回应生活的本真状态（物的自然），这样主客合一，进入“丧我”状态，也就能到达真正的创作的境界。从这里我们不是可以理解到，道家文论的价值根据不正是在人的自然与物的自然合一的境界中吗？人与自然的合一，天人合一，这是一种“自然精神”。非官方的儒道结合所构建的文学价值，终于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赢得了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