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6)08-0022-08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毛泽东的著作被大量翻译成日文，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曾经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日本一般译作《文艺讲话》，以下简称《文艺讲话》)是当时日本“进步文学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①。然而，有关毛泽东文艺理论在日本的接受情况，国内学界却甚少关注。究其原因，除资料难以收集以外，还在于受到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的影响。近代以来由于大量的西洋文化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所以在关于西学东渐的影响关系研究中，学者们的眼光更多倾注在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上，而往往忽略与其相反的情况，即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毛泽东文艺理论在日本的译介，可谓后一种情况的典型个案。就笔者目前所见，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只有刘振赢等著《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②。但由于受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该文对日本文学界在接受时所出现的不同见解采取了回避态度，也没有涉及接受过程中引发的“国民文学论”争论。因此，本文针对以上问题作出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把握毛泽东文艺理论在日本的接受状况。 毛泽东的《文艺讲话》早在1946年就在日本民主主义文学团体“新日本文学会”的主持下，由千田九一译成日文，译名为《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当然，日本接受的毛泽东文艺理论除《文艺讲话》以外，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毛泽东的其他著作；二、有关《文艺讲话》的专题研究，以及相关的文艺理论。 毛泽东专门论述文艺理论的著作虽然只有《文艺讲话》，但他的许多文章都涉及到文艺和文化的问题，正如竹内好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一个注重整体的思想家，因此在谈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时候，很少撇开文化问题。反之，《文艺讲话》虽然以文学艺术为主题，但同时也将政治纳入视野之内。因此，为了理解这篇论文，希望参照他的其他著作，尤其是《新民主主义论》和与整风相关的文献。”③《新民主主义论》于1946年译成日文，其他著作也陆续出版日译本。尤其是1952年至1953年，日本以中国的三卷本《毛泽东选集》为底本，翻译出版了六卷本《毛泽东选集》。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全面理解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在编译《毛泽东思想和创作方法》的后记中写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毛泽东优秀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对《讲话》的理解，特别是对创作方法的理论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④ 作家野间宏在《实践和创作的循环》一文中以《实践论》为理论根据，认为作家的创作只属于认识的范畴，所以必须加强社会实践，提出艺术家应当“实践、创作、再实践、再创作”⑤。 与此同时，在毛泽东文艺理论介绍的过程中，中国的相关专题研究以及新中国的文艺理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译本《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中，除《文艺讲话》外，还收录了陈云、周扬的文章和中共中央《关于执行文艺政策的决议》。此后，又翻译出版了《文艺运动的大众路线：中国文艺工作者会议报告集》(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编译，骏台社1952年版)，其中收录周扬、何其芳等人的文章；《毛泽东思想与创作方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冈本隆三等译，鸽书房1953年版)，其中收录茅盾、郭沫若、丁玲、周扬等人的文章；《新中国的创作理论》(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译，未来社1954年版)，其中收录茅盾、萧殷、胡可、何其芳、周扬谈创作的文章六篇，等等。“国民文库”译本《文艺讲话》的“解说”大段引用周扬、茅盾、丁玲的上述翻译文章来帮助读者理解《文艺讲话》的内容和时代背景。野间宏在《实践和创作的循环》中也引用了周扬和何其芳的文章。由此可见，这些专题研究和新中国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对于加深理解毛泽东文艺理论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也要看到，其中一些文章表现出的极左思维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日本大量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有其特定的时代原因。1945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军队，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的诞生对日本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虽然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强制性地推进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但是一些敏锐的知识分子也看穿这种“民主”和“自由”其实是美国“配给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能从新中国的成功经验里吸取养分⑥，于是开始翻译毛泽东著作。 在文学界，当时出于对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功利主义和战时“国策文学”的反省，文学团体“近代文学派”主张“艺术至上主义”，“反对文学功利主义”。该派成员本多秋五说：“我们标榜艺术至上主义，是看到了政治和文学的波长不同，要使这二者融洽无间，恐怕要等到某一个幸福的时代、全人类大同吧。”应该说，他们对战前和战时的日本文学忽视文学自身规律的批判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将政治与文学完全割裂开来，在当时则必然会导致对“战争罪行批判”和“战争责任追究”的回避。事实上，紧接上面的话，本多接着说：“因此我们认为，即便是军人或狱吏的作品，即便是被人们咒骂为反动人物的作品，只要艺术上出色，就值得肯定。”⑦ 为此，“新日本文学会”和“近代文学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中，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为“新日本文学会”提供了理论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