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8-0022-06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教育规模也在迅速扩大。2005年，全国“普九”地区人口覆盖率超过95%，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 4%左右；全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8.5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达到664万①；在持续多年的大学扩招之后，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1%，高等教育逐步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与此同时，社会对于中国教育发展的质疑也相应变得激烈起来。概括而言，当前中国教育发展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教育发展的同时，义务教育上学难和收费等机会不均等现象依然严重；二是教育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同时，非义务阶段的个体教育成本负担依然沉重；三是在教育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的同时，教育体制内的寻租和腐败现象不断出现；四是在教育投入规模迅速提高的同时，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财务状况未见好转。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中国教育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然而在学术界看来，目前问题的根源是近些年来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所奉行的产业化思路，是教育产业化“把市场关系引入到了不应当引入的领域”，因此，必须以清算“教育产业化”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又一个起点②。笔者则认为，任何问题的判断和解决都必须依赖于对事物内在特性的全面理解和把握，教育体制的改革也不例外。因此，需要针对教育发展中的四个突出问题，对教育体制的结构特征和具体模式进行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体制改革的内在含义和本质要求，把握当前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症结所在，进而探索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教育体制的结构特征： 内外部机制及其具体模式 基于教育体制在整体教育发展中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要解决中国教育发展所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首先必须分析其体制原因，而这一分析的基础则在于对教育体制结构及其典型模式的理解和把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活动，教育的顺利开展依托于教育资源的投入、分配、组织和使用，而考虑到不同领域在对象、目标和特征上的差异性，现实中的教育体制结构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教育的外部体制层。由于教育本身价值创造活动的特殊性，其在投入上必须依赖于外部资源的供给，而外部资源供给的结构和方式则构成了教育资源的成本分担机制；另外，由于教育资源提供存在数量上的稀缺性或质量上的差异性，因此外部主体只有通过一定的途径才能够充当教育的服务对象，这又构成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享用机制。上述两个环节都涉及与外部主体的联系和交流，它们共同构成了教育的外部体制层。 二是教育的内部体制层。教育活动本身的整体性和结构性要求其实际开展和运行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内部组织形式，因而存在着教育资源的组织管理机制；另外，教育资源投入的有限性又对其内部运作提出了一定的效率要求，要求规范稀缺教育资源的投入方向及使用领域，由此又产生了教育资源的投向使用机制。以上两个机制都存在于教育体系的内部，因此它们共同构成了教育的内部体制层。 内部和外部两个体制层四个具体机制的存在，使得教育发展实际上存在着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治理结构。其中，外部治理结构包含着教育成本分担和教育分配享用两大机制的设计，需要解决教育投入由政府、社会和受教育者加以承担的比例和结构，教育资源应当分配的群体，教育资源的投入和分配比例和形式等问题；而内部治理结构则包含着教育资源组织管理和教育资源投向使用两大机制的设计，需要回答教育活动以何种形式推动和完成、教育的资源以何种方式流动和调配、教育资源的主要投入领域及比例分配等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体制结构的内外部双重机制的具体安排模式也有所不同。其中，教育体系内部公共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外部体制的安排方面。对于纯公共性的义务教育来说，其成本主要应由政府加以承担，而其分配享用则应当尽可能的公平；对于准公共性的教育来说，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其成本则应当由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以及受教育者共同承担，其分配享用机制也理应考虑不同受教育者的不同特点、目标和需求。实际上，教育公共性的差异并未体现在教育的内部体制层上。作为教育体系的具体运行模式，组织管理机制和投向使用机制的效率追求是一贯的，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其内部体制安排都必须立足于教育的内在运行规律，实现教育资源运作效率的最大化。 图1 教育体制的结构特征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除去在纯公共性教育中共同使用了政府承担成本、受教育者公平享有教育机会的外部体制模式外，其教育体制安排上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真正有效地贯彻实施了市场化改革，并由此产生了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的区别。 欧洲模式是一种相对排斥市场化的模式，其非市场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内部体制设计中，强调纵向的行政化管理，教育资源的组织、调配和使用都由教育机构来完成；二是在外部体制设计上，政府以低学费或免学费制度承担所有的教育成本，以此来保障受教育者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而政府投入也往往直接交由教育机构加以管理。在这一模式下，教育机构的行政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