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 40-01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6)04-0048-06 我国教育方针的“钦定”传统和特色，使教育学者们在论及教育方针时往往秉持仰视或膜拜的态度，只称颂其“英明正确”的一面，而不敢或不去评价其失当或失误的一面。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一种立足于贯彻执行的诠释，不是以求真或证伪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在这样的研究中，教育方针的思想价值及实践合理性往往被不适当的放大，有时还可能为了迎合某些时尚或思想趋向，有意杜撰出一些莫须有的合理性或理论意义，从而制造出教育方针始终是正确的、合理的、科学的印象和结论。然而，对于作为国家教育大法思想基础的教育方针的这种“溢美”和“敬畏”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并非是教育的福音，而是一种对教育的敷衍或不负责任。因为这种对于教育方针的轻率的恭维态度，使本来应该是生机勃勃的教育方针被神化和教条化，使其变得威严尊贵而难以亲近，拉大了教育方针与教育工作者在心理上的距离，隔离了人们对教育宗旨、教育目的关注的热情和责任。而一个人们往往回避且难以自圆其说的事实却是，在一直被冠以英明、正确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的教育中，何以会长期通行“应试教育”、“迷惘的一代”、“高分低能”等现象呢？何以存在被社会严厉批评的“乱收费”、“产业化”、“教育及学术腐败”等现象呢？可能正是基于对教育现实中一些问题及危机的思考，长期关注教育、并对教育用情甚深的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先生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现在研究的重点是教育方针。[1] 出于与刘道玉教授相同的原因，笔者尝试着对教育方针进行分析，期望能够探索到对于教育而言比较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 一、我国教育方针的产生方式及理论内涵分析 众所周知，教育方针作为国家的教育指导思想，是国家制定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规的思想原则或思想基础。教育方针坚持的价值取向及精神主旨，既决定着教育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路线，又决定着教育的品质和水平，是所有教育机构及教育从业人员必须遵循的思想观念和不可违抗的政策性指令。教育方针这种既至高无上、不可置疑，又责任重大、系教育成败于一身的双重性质，要求教育方针应该是既符合教育规律、体现教育本质，又适合我国国情及教育传统、能够对教育发展产生科学、合理的定向、定性作用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其价值取向既能够贯穿古今、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又能够通向未来、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引导教育在理性、文明、进步的制度和文化中活动及发展。总之，作为国家教育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和见识、真善美内涵的精神追求、能够通达人们心灵的信念和情怀；是能够根据社会及教育形势而与时俱进、进行理性发展和超越的、具有思想活动张力、能够进行讨论和研究、允许批评和置疑、能够积极吸收古今中外各方面文化和思想营养的活的理论和思想。教育方针立足的是能够服人的“理”、而不是强人的“威”或“势”。若以此标准来审视我国建国后的教育方针，我们可以得出哪些思想和启示呢？ 综观我国建国后50多年中的教育方针，大的变化或更替可以说共有3次，教育方针的内容也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2] (P63)到“教育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2] (P71)再到“教育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应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以及应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等”。[3] 其中贯穿始终的内容，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3] 从教育方针的内容演变和更替来看，可以发现其中有这样一些基本内涵及规律：一是教育方针基本上都是以国家领导人或政治领袖的教育思想为主旨的，在建国后的中前期，教育方针干脆就是国家领导人的语录或题词，具有“钦定”的特征。二是教育方针的核心和主旨是要发挥教育的政治功能，强调教育应该完全或无条件地为政治服务。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教育方针的领导人个人思想有越来越淡化的趋势。但“为政治服务”与“培养接班人”的思想却始终是教育的核心和主旨，其对教育的影响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 显而易见，我们上述的应然教育方针与曾经长期支配和主导我国教育的实然教育方针在精神主旨和价值趋向方面是有差异的。而其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多年来我们在教育上都几乎是秉持这样的逻辑：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制定教育方针，或者说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话作为国家的教育方针。国家领导人对于教育性质和宗旨的认识和要求，可以说就是教育的境界和标准。而国家领导人为教育制定的指导方针，一方面，由于我国以往的许多国家领导人可以说都是政治家或思想家，他们在政治斗争、兴邦治国、富国安民方面基本上都有卓越的见识和思想，习惯于站在政治的立场或角度来理解、定义、要求教育。他们的政治理想、价值取向、思维习惯或性格偏好，也一般都是以政治原则和需要为核心，所以由他们制定的教育方针，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教育方针，而我国建国后的教育方针可以说就是这种性质的教育方针。另一方面，我国建国后教育方针的制定者可以说都不是“术业有专攻”的教育家，与真正的教育家相比，他们基本上没有进行过专门、系统的教育研究，因而对中外教育历史及教育思想很难有全面且深刻的了解和把握。他们的教育认识一般都受个人的人生经历及教育经验限制，对教育的看法往往是局部性或时期性的。他们的教育观念或教育思想，作为一种教育观点或对具体性的教育工作的指示可以说是极有见解甚至是英明的，但作为贯穿某一历史时期、对全国教育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教育方针，往往显得片面或缺乏系统性和规律性。特别是他们往往过于注重政治和经济的直接需要，强调教育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功能，视教育为必须满足社会发展某种单一要素需要的工具。他们的这些认识，显然是将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工具化或狭隘化了，而由他们的思想或理论决定的教育方针，其内在的精神主旨和价值取向，与受教育者健全品格培育的教育本质显然是有差异的。因为政治素质和信仰虽然是人思想观念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但并不是人意识和精神的全部。政治素质一则并不能代替人的其他素质，二则政治素质是需要人的其他素质来支撑的。而没有其他素质(比如文化素质、道德素质、科学素质等)支撑的政治素质，既是浅显的，又是危险的。那种以为只要政治思想先进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观点，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在此基础上确定的教育方针，内含了浓厚的政治和经济功利主义追求，与教育本质及规律相游离，是难以引导教育在文明、理性、高雅的道路上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