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基础之争 一种观点主张以西方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为指导；另一种观点坚持认为，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理论依据。 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理论基础问题，是事关改革成败和基本方向的大问题，绝不可掉以轻心。究竟当前我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应该以何种理论为指导？其理论基础是什么？对此，社会各界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流行的观点主张借鉴西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建立以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为核心的国际视野，以此来指导中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多于建设的文化潮流，一般认为反本质、反基础、反权威是它们最基本的共性。建构主义在知识观、真理观上，与后现代主义息息相关，它反对客观主义知识观，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真理，也没有客观的知识，知识要么是个体自主建构的，要么是群体商谈的结果。以这种相对主义知识观为基础，一些论者主张对课程观、学生观、教学观等进行概念重建，并依托大量引进和照搬的国外教育理论，甚至是直接套用其他学科的术语对课程、教学、学习的基本理论问题做了自己的解释。应该说，这种主张及其积极实践，的确为我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了不少新的理论信息，开阔了大家的眼界。但是，正如一些评论所言，这是一种简单的拿来主义。而且，国外那些所谓流行的理论，本身就颇多争议，如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美国近年出版的一本很有影响的心理学教科书就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在教育上的一些影响可能是弊大于利的”(N.W.Smith，2001)，至于后现代主义在国外褒贬不一，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必须具有非常明确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具体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国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的教育思想，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发展，对我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其次，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教育学理论，如个人全面发展理论、教学认识论等等，为我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再者，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应积极而广泛地吸收一切有价值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并从本国国情出发，有所综合，有所创新。在当前，这种观点主要是作为对流行观点的反思而提出来的，但是，就其思想渊源来看，它是一种更具中国特色的主张，也是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界所倡导和坚持的基本理论立场。 关于我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理论基础的论争，其分歧之点，可以大体归纳如下：第一，什么是我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总的指导思想？是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基本的理论立场之争。第二，是潮流第一还是国情第一？这是理论取舍的标准之争。有的论者看重的是观念的新异性，有的论者则强调理论要符合国情。第三，以洋为主还是以我为主？这是理论基础的主体之争。有的论者心仪拿来主义，期望用西方理论拯救中国教育；有的论者则关注本土理论建设，反对把中国教育作为外国理论的实验田。 基本目标之争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现有的课程与教学体系，就其性质来说是传统教育体系、凯洛夫教育体系；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现行的中小学课程与教学体系本质上是属于现代的，它体现着现代教育的基本规定性。 课程与教学改革是具有明确目的性的社会行动。一般来说，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终极目标，总是指向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这是没有多少争议的。而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直接目标，或者说基本目标，则是变革现有的课程与教学体系，使其达到一种新的相对理想的状态。在直接目标这个层面，则往往歧见纷呈，见仁见智。当前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目标取向。 一种理论观点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现有的课程与教学体系，就其性质来说是传统教育体系、应试教育体系、凯洛夫教育体系，是落后的、陈旧的教育体系。这种课程与教学体系不符合时代潮流，弊端重重，扼杀学生个性和创造力，祸国殃民，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基于对现有课程与教学体系整体的负面评价，这种观点主张，我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打倒现有体系，推倒重建，建立全新的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实现课程与教学的范式转型。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对这种所谓全新的体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刻画，综合起来，其要点主要有：第一，在教育目的上，反对理性主义(所谓工具理性)，忽视文化传承，轻视知识习得和智能发展，主张回归生活世界，张扬个性和人性，尤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第二，在课程上，主张以儿童的个人经验为取舍标准，关注其兴趣和需要的满足，倡导综合课程、经验课程；第三，在教学模式上，反对接受教学，主张探究教学、合作学习，强调学生获得直接经验、自主建构知识和意义，重视探索、操作、交流、感悟等教学形式；第四，在师生关系上，主张学生中心论，强调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否定教师主导作用，反对教师权威；第五，在教学评价上，主张个性化标准，重视评价的发展性功能，否定知识标准的客观确定性和教学评价的诊断甄别功能。这些论者坚信，这种新体系的建立，将使中国基础教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并将从此真正步入每个儿童自由发展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