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06)03-0093-05 在中国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围绕着重大历史事件或课题所展开的思想或政策争论，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教育发展的方向与性质。同样，就整个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科建设而言，一些相关学术领域的重要争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方向与水平。其中，在教育文献领域中长期聚讼不已的伪书问题，就属于这样性质的争议。 一、了解辨伪之法是教育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辨别伪书，是教育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教育史家涉及伪书，必须了解伪书的性质及其辨别的一般方法，了解以往学者考辨伪书的既有成果，方能够保证教育史研究的可靠性和学术质量。伪书的辨别，从汉代学者那里就已经有所讲求，以后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如：唐代学者韩愈在《答李翊书》一文中，就明确提出“识古书之正伪”的见解。[1] 宋代疑古辨伪之风更盛，如欧阳修、程大昌、朱熹、王应麟等人，都做过不少辨伪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明代学者胡应麟总结出了辨别伪书的八种方法： 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情矣。[2] 这里的所谓“辨伪八法”，大致是考辨其学术源流与头绪，察辨其言论与文体，考察其纪事是否合于史实，考察其作者与所涉人物是否可稽于信史。这样的考辨，对于先秦或其他年代较早、史料不足的历史时期，尤为必要。 清代对于伪书的考订工作最为深入严谨。特别是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成果，使得秦汉以来传世的大量伪书得到细致的厘清。在辨别伪书的方法方面，也更加系统。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总结前人辨伪的方法，将其概括为12种公例，以后他在为清华大学所作的题为《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的讲演中，又将上述辨伪法细加条析，大体分为传授统绪和文义内容两个大类，下分若干分目。20世纪初叶，随着古史辨学派的兴起，辨伪之风更是盛行于学术界，其影响所及，直至今日。除了国内学者，一些国外的汉学家也加入到辨伪的研究中。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便著有《左传真伪考》、《中国古籍辨伪法》，详论辨伪考证的方法。[3] 13在胡应麟的《四部证伪》中，除了列举“辨伪八法”之外，胡氏还指出了中国古籍中伪书分布的规律： 凡四部书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经之伪，易为盛，纬候次之；凡史之伪，杂传记为盛，璅说次之；凡子之伪，道为盛，兵及诸家次之；凡集全伪者寡，而单篇列什借名窜匿甚众。”[2] 从胡应麟的分析来看，在四部分类中，子部的伪书最多，以下依次为经、史、集部。在经部古籍中，《易》类的伪书最多，其次为纬书；史部中的伪书，依次为杂史、琐语之类较多；子部的伪书，依次为道家、兵家及诸子；集部的文献主要以宋代以来的学者著述居多。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宋代以来学者著述流布极广，传世的数量很大，因而基本消除了全篇托名造伪的现象，但个别篇目“借名窜匿甚众”。 对于上述伪书的分布规律及辨伪的方法，教育史研究在引用史料过程中，必须有所把握和认识。譬如：像《晏子春秋》、《孔子家语》、《孔丛子》这类公认的伪书，就不能用来作为研究晏子或孔子教育思想的文献依据。否则，真伪不辨，良莠不分，错将伪托之言当作真言，错引后代的伪书论证前代的制度或思想，就不免会铸成大错。 当然，对于伪书的态度，也不能抱持一笔抹杀的极端态度，而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其功能，并进一步深入挖掘伪书本身的内在价值。事实上，即使是公认的伪书，也有它的研究价值，也有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譬如：《周礼》一书，曾被托名为周公之笔，并在新莽时期一度立为官学。从宋代以来，学者便多有疑问。宋代学者洪迈指出其“盖出于刘歆之手”，并认为“《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時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其目的是“歆之处心积虑，用以济莽之恶”。[4] 陈振孙《书录解题》也指出《周官》地官司徒主管教化：“掌邦教、敷五典”，但在文献细目中所列的职责，反而于“教事殊略”，多与冬官之责重叠。[5] 清代学者毛奇龄、姚际恒、崔述等学者也均视之为“杂出于周秦之间”或“西汉之末”。[3] 302、303因此，在学术界普遍将《周礼》定性为秦汉时期作品的情况下，未加辨析地将《周礼》中所记载的有关教育制度全盘认定为西周的教育制度，就极为不妥。但是，如果将《周礼》的部分文献内容与其他先秦文献加以对照考订之后，《周礼》有关周代教育历史的部分文献内容，仍然可以作为研究西周教育史的史料依据。同样，我们也可以研究《周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就如同我们不能随意将《周礼》有关“大学”教育的史料，当作研究西周社会大学教育的文献依据，但可以当作研究《周礼》本身的大学教育史料，并探究《周礼》有关大学教育的思想对后世中国教育史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