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公平在教育实现社会分层流动功能中的作用 教育公平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热门话题，从普通的学子到学界的专家都十分关注教育公平问题，因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它在促进社会分层流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探索教育公平问题的过程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公平作出了不同的解析。在实现教育公平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人“有学上”的问题，即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资源分配权利平等的教育起点公平问题；同时，还存在着一个需要解决的人人都能“上好学”的问题，即受教育者都具有同样的条件来获取和利用教育资源的教育过程公平问题；最后，还存在着一个需要解决的“学得好”的问题，即受教育者在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利用同样的教育资源之后，获得应有的学业成就的教育结果公平问题。受教育者无论来自何种社会阶层，都可以通过自己优异的学业成就跻身于社会上层，这是教育结果公平的最终体现。由此可见，教育公平是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起点公平是过程公平的前提；过程公平既是起点公平的延续，又是结果公平的必要条件，而结果公平是教育公平的目标和归宿，教育结果公平与社会分层流动具有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 自人类社会出现不同的社会阶层之后，同时出现了社会分层流动。社会分层流动是社会科学中一个常用的概念，亦可称为社会流动或社会阶层流动。社会分层流动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有学者提出：“以方向为标准，可分为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垂直流动又称上下流动，是指个人或者群体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水平流动是指在同一社会地位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以时间为标准，可分为代际流动与代内流动；代际流动是指两代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变动情况；代内流动是指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社会地位变动情况。[1]有学者又进一步把垂直流动“分为上升流动和下降流动，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地位，可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2]但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分层流动是“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中地位的升迁或降落”。[3]种观点强调社会分层流动就是指垂直流动，不包括水平流动。社会分层流动是体现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更是评价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尺度。 教育与社会分层流动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有学者在探讨教育与社会分层流动的关系时指出，教育是促进社会底层成员上升流动的重要因素，如国外学者索罗金就把学校视作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在我国古代，人们十分信奉“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观念。有些学者在探讨教育促进社会分层流动的功能时，往往把教育作为单一的因素。实际上，要考察教育与社会分层流动的关系，应该把教育分为三种不同的因素：个体父母的教育经历，其属于影响个体社会流动的先赋因素；个体可以获得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可视为制约个体社会流动的外在的后致因素；个体的教育成就和学业成就，可归于内在的后致因素。在这些教育因素中，有些因素能够促进社会底层成员向上流动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如个体的教育成就。功能主义者十分强调教育的这种功能。功能主义者“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从归属地位决定社会分配的制度向根据成就(教育成就)水平方向转化的‘绩效社会’，因而认定教育对丰富整个社会质量的巨大作用，尤其认为教育具有使社会平等化的重大作用，其优点也正在于此。”[4]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所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养，都是受教育的结果，是教育成就的体现。知识、能力和素养是个体向上流动的重要条件，而知识又是发展能力、提高素养的基础。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最有价值的资源是知识，而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教育，“知识改变命运，教育造就人生”，这两句话是对教育促进社会成员向上流动功能的形象描述。功能主义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教育具有构建“绩效社会”、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有些教育因素可以复制社会等级和社会阶层、阻碍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如父母的教育经历，即家庭的文化资本和学术资本，冲突论者非常关注教育复制社会阶层、强化代际传承的作用。冲突学派的代表人物柯林斯认为：“社会是不同利益集团为获取财富、权力、声望而互相冲突的舞台，教育则是各集团用以实现自己利益的重要工具，它的职能与集团的根本利益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学校教育的性质在本质上是为不同身份的集团所制约。”[5] 功能主义和冲突学派在分析教育在社会分层流动中的功能时都忽视了教育公平问题。功能主义在提出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同时，没有指出这种教育必须是教育结果相对公平的教育，无论受教育者来自何种社会阶层，都可以凭借自己优异的学业成就向社会上层流动。而冲突学派在提出教育复制社会阶层、阻碍社会分层流动时，他们所指的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在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上都存在不公平现象的教育。教育既具有促进社会分层流动的功能，也具有复制社会阶层、阻碍社会分层流动的作用，这种双重作用的产生取决于教育的起点、教育的过程和教育的结果是否公平。 二、教育不公平导致我国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正在弱化 社会分层流动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社会流动给社会底层成员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使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或其子女的生存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底层因自身的窘境而产生的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另一方面，底层的精英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流动到较高的阶层，既而也就丧失了其在较低社会阶层中的成员资格及其对这一阶层的忠诚度和归属感，这在无形中化解了有组织的阶层抗争。”[6]社会分层流动对于社会成员的成长和发展也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它能激励广大社会成员通过自己优异的教育成就流向社会上层，在更大的社会舞台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政策的制约，社会成员的教育成就在社会分层流动中的作用和社会成员取得教育成就的机会与过程，存在很大的差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里，特别是“文革”期间，这种历史上罕见的时代，教育促进社会分层流动的功能丧失殆尽。但这种时代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正常的“另类”年代。纵观历史，尊重知识，重视传承知识的教育，以社会成员所取得的知识、能力等学业成就作为社会分层流动的重要条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主流。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贱民”、家庭贫寒的农家子弟和许多社会底层成员的后代，都通过高考这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机制，获得了高等教育机会，取得了优异的教育成就，跻身于社会上层。这个时期社会成员的教育成就，在社会成员向上流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时期是我国青少年学生最崇尚读书、最关注学习的时代。然而，在30多年之后，当年这种重视知识崇尚学习的社会风气已不复存在了，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又出现在神州大地。许多学生为了外出打工而中途辍学，还有不少学生放弃高考。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招收的人数很少，当时高考真可谓“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但来自社会中下阶层的学生仍然踊跃参加高考。30多年之后，高校招生的人数增长了几十倍，高考录取的概率大幅度上升，而放弃高考的人数却比过去增多了。“读书无用论”的再次出现，集中体现了我国教育在促进社会分层流动中的功能正在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