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6)01-0091-06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到来。与社会变革相适应,共和国德育致力于“破旧立新”的观念大调整,确立了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和“以俄为师”的政策导向,努力构建以“五爱”为核心的新德育框架。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思维方式的僵化以及“极左”思想的泛滥,中国德育的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至“文革”时更达致极点,从而严重背离了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而走向异化。直至“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和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中国德育开始摆脱长期以来的德育政治化遮蔽,自觉开展与转型期社会生活相适应、与儿童身心发展相协调的新德育探索,努力实现德育观念的本体回归。反思半个多世纪以来共和国德育的历史沧桑,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德育改革走向显然不无启发。 一、“破旧立新”的观念变革与“以俄为师”的价值取向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就教育事业而言,我们急于建立一套与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新教育体系。1949年12月30日,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我们的教育必须根据《共同纲领》,以原有的新教育的良好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是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建设我们的‘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材,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民主主义教育。”[1] (pp7—8)与这一基本方针相适应,建国初期的中小学德育工作在“破旧立新”和“以俄为师”两方面均表现得十分突出。 所谓“破旧立新”,首先就是要破除南京国民政府的旧德育遗毒,批判各种形式的旧德育思想。自1927年建立国民政府后,蒋介石借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名,在中小学广泛推行以“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核心的专制主义党化教育,普设“党义”、“公民”课,实行军事训练,建立了“导师制”、“童子军”、“三青团”等一系列十分严密的训导制度。为了消除旧德育的影响,中央人民政府在接管旧学校过程中一并取消了“党义”、“公民”课,废除了“导师制”、“童子军”等旧训育制度。与此同时,举凡与旧德育相关的思想,包括杜威、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教育思想,乃至行乞办学的武训思想均遭到激烈的政治批判,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旧教育中某些有用经验和可贵探索的理性吸收。 与“破旧”相关的,是“立新”,就是指要以老解放区德育经验为基础,建立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相契合的新德育体系。所谓老解放区德育经验,乃泛指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不同时期积累下来的宝贵德育经验,其要点即是强调要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影响年轻一代,突出德育的政治功能,要求德育为无产阶级政治和革命战争服务。这一以政治信仰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老解放区德育经验,对处在美帝国主义及各种反动势力层层包围之中的新生共和国而言,对旧知识分子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树立新生一代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凸显了老解放区德育经验的现实价值。为了正面树立新民主主义德育主张,徐特立更在《人民教育》第一卷第3~5期上连载《论国民公德》,对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等“五爱”教育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 除老解放区德育经验外,共和国德育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德育经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早就被中国的有识之士视作中国革命的明天,当作“老大哥”学习。就德育而言,以凯洛夫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家一贯坚持教学的教育性,注重学科的德育渗透,坚持“德育的共产主义目的性”,强调“苏维埃学校中的德育过程是为了达到它的主要目的——培养新生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教育的各个任务都服从于这个主要的目的。”[2] (p.237)他主编的《教育学》自建国初期在中国印行至1957年的短短数年间,竟然销售50多万册,成为当时中国中小学教师的必读书。除凯洛夫著作外,马卡连柯著《论共产主义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包德列夫著《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等苏联德育著作均相继被引入中国。这些苏联教育家所表述出来的对共产主义道德精神的共同追求,对阶级意识、政治素养、集体主义、劳动观念的普遍重视,都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的德育建设。 二、德育政治化、阶级化及其异化 经过7年的努力,至1956年共和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的主要矛盾乃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与当前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的矛盾。然而,随着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晚年错误的指责和否定,客观上起到了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并一度引发了国际上的反共浪潮。面对剧烈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中共中央高层领导重申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