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6）01—0019—15 一、问题的缘起 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在对教育与教师职业形象隐喻的探讨上，留下不少笔墨，其间流传甚远的为伊士列尔·谢富勒的教育隐喻①，尤其是所引申出的生长、塑造与雕刻等不同的隐喻。② 本文起笔于教师的“工程师”隐喻， 工程师——这个物的世界的操作者，是如何与灵魂联系在一起，又是通过何种策略、借助何种机制塑造一代新人？它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如何呈现？ 据陈桂生先生考证，“人类灵魂工程师”起源于斯大林与高尔基的一次谈话，斯大林称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后，前苏联教育学家加里宁强调教育在培养学生性格和道德上的重要性时指出：“很多教师常常忘记他们应当是教育家，而教育家也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隐喻在我国最早见之于1951年《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思想，使自己逐步能真正够得上‘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同年，《人民教育》一篇题为《人民教师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社论指出：“人民教师和一切人民的教育工作者是‘新中国儿童、青年的灵魂工程师’，是工人阶级领导国家极重要的助手，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未来。”1957年6月，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到：“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他们应该在过去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自愿的原则，继续进行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1] 这一表述有三个核心词：人类、灵魂、工程师。 工程师。这是工业社会最基本的专业，其所凭借的是工具性知识、专业性技能与技术性的权威，工程师所寄身的工厂模式强调的是外烁的标准，这一标准的制订来自于上（政府的指令）或外（市场的调控）。当工程师理念被输入教育之中，独特的人被贬抑为原材料——等待加工塑造的劳动力。进而，不同的评价标准或将其划分为“安全品”与“危险品”，或成为“优等品”、“合格品”、“次品”。教育与学校被塑造为生产人才的工厂，管理者或公众关注着两端——投入与产出，至于中间状态，莫过于一个黑匣子，其不透明在于无须透明，安全高效经济运行即可。 灵魂。教育是否需要触及灵魂，如何触及灵魂？在教育哲学的观念演变中，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可谓划分阵营的旗帜。[2]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传统教育哲学观坚持人的两重性，人是由身体（body）、精神（soul）和心灵（mind）共同构成，其中精神优位，人的本质是精神的本质，精神操纵和控制着身体。拯救与抚慰人的心灵是所有人的活动中最有价值的活动，也是人的终极目的，生命的在世活动就是为了灵魂的救赎，教育的最终目的也不过如此。宗教活动也就成了学校教育中最核心的部分，教堂与学堂一直密不可分，一部西方教育史就是一部宗教与教育的交流史。晚近一百年以来，主导教育实践的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观，质疑人的超验性与神异性，拒绝身心二分，教育所培育的是自然之子而非上帝之子。身体开始回到学校教育中并得到解放，世俗的日常生活也走进学校教育中。在自由教育的目标与课程的拓展中，在对个体情感发展、身体形态与职业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中，心灵与精神层面的诸多内容开始缺失，个体的人在此种教育中（更极端的形态是培训）开始缺失。同时，教师越来越龟缩于具体、局部的专业领域，成为学生的“一技之师”、“一能之师”。 人类。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也是一个抽象名词。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教师所面对的是具体的个人，绝非抽象的、整体性的“人类”。具体的人各个不同，从大处来看，有其国家、民族、阶级、传统与文化的差异；从小处来看，有其性别、身高、动机、兴趣的不同。将抽象的“人类”作为教育的对象或教育所欲生成的“果实”，是一个面目不清的整体，一个将丰富的杂多删除后的均质人，一个法律与纪律所假设的人，一个规范所训诫出来的新人，一个统计政治所塑造出来的常态。但是教育实践所面对的人绝非白板一块③，人性的深刻正在于其丰富与纵深、在于其情境性与隐秘感。 本文的论述线索为：人类是如何替代个体的？规范是如何成为教育核心的？塑造一代新人的政治哲学渊源何在？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塑造新人的权力实践究竟如何？换言之，本文所欲讨论的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观念基础以及在中国社会情境中人类灵魂工程师如何塑造人类的灵魂。 二、Normal与教师 提及师范，必然碰到“Normal”。对于“Normal”一词的解释有二：其一为规范，其二为常态。 Normal school（师范学校）是教师的职业养成所，教师的精神与文化生成地。Normal的拉丁词根原意为“规则的、规范的”，在中文中被诠释为“学高为师，身正是范”，教师职业也以此自我期勉，即所谓“师范”。② 教师即为种种规范（norm）的肉身载体。将normal放在福柯的panopticon（全视景监狱）这一认识框架下考察，权力实践作为一个重要的认识视角被引入。在教育的表层权力网络中，教师是规训者，学生是被规训者；再究其深处，教师既是规训的承担者，更是规训的承受者③。教师绝非仅为权力实践的单向施行者，教师更是权力实践的产物，成为教师的过程便是一个“被规训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被规训”还是“规训”，教师在“体受”与“实施”权力的同时，“权力实践”如同一个结构，超越了具体的行动者，行动者只能服膺于此结构，并将自己整合进结构之中。教师用其“被规训”的实践与“规训”的实践“再生产”权力逻辑。至此，权力实践已不再是单薄的教师权力了，如果说“教师权力”是“权力实践”这个剧场中唱戏的主角，而这个剧场的建构，是国家权力、文化权力、教育权力的综合实践。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normal被转化为新的意涵——常态、正常态。在统计学的概念中，normal成为一个正态分布的曲线。叶启政先生对两个重要的统计概念——均数（mean）与变异数（variance）做了知识社会学的分析[4]， 借助经验实作方式（特别是量化的方式），将个体人化约为不同的分类⑥，这样的分类又置放在社会群体之中，所谓的大数原则正是用群体的常态来界定个体的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