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3)05-0122-07 “体用观”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种思维模型。依据体用关系来调整“常经”与“权变”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哲学中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时的基本思路。随着清末以来，西学的强势入侵，儒家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在“中西之争”中如何保存中国固有之文化，挽救国家之存亡，族类之延续的问题。其中，具有改良思想的先驱者们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念，寄望以此中庸之道达成“外能抗辱、内可自强”的融合中西的目的。在实践过程中，“中体西用”逐渐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基本思路，更成为了晚清新政改革的核心原则。在标志着传统学制向近代学制转型的“癸卯学制”中，“中体西用”观被完整地贯彻于这一清廷“新政”的制度实践中，成为“中体西用”由观念向制度转化的一次重要实践。以往对于“中体西用”的研究，专注于其概念内涵，而忽略了这一观念产生的现实因素。①实际上，“中体西用”观有着极强的现实诉求，通过考察它被贯彻的制度实践，可以更好地揭示其内涵意蕴。癸卯学制以“中体西用”为其内在理路，一方面实现了传统学制向近代学制的转变，将传统的儒家教化之学与西方知识融合在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新制度之中。另一方面，这种整合突破了传统儒家之教强调纲常伦理的内在精神，加剧了传统儒家教化观念的近代危机。 一、体用并重：“癸卯学制”的逻辑结构 清末的“中体西用”观念最早源于冯桂芬的“原本”说，在《校邠庐抗议》中他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本，就是坚持作为现实秩序的儒家纲常之本。这一点被视为“体”，具有价值选择上的绝对优先性。但是，“体”在价值上的优先性并不能否认实践上“用”的重要性，因而自强之道必须是体用兼备。在王韬看来“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之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道”是不可变的，但“器”则是可以变的。因此，“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2]“道”作为孔子所申明的圣王之制，是中国所固有。但是“器”则应为西方之学，由此实现通过学习西方而达到自强的目的。 1896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3]，确立了“中体西用”为近代新教育改革的基本基调。 在此基础上，洋务派巨擘张之洞进一步详细地厘清了“中体”和“西用”的界限，并以“体用并重”的体用关系，作为新学制的内在逻辑，制定了“癸卯学制”，实现了“中体西用”观在新教育制度中的贯彻与实践。 张之洞在1898年撰写《劝学篇》，对“中体西用”内涵进行了明晰的阐述，使“中体西用”说成为一时之风潮②。他在《劝学篇》中提出： 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入世，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 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 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4]9704 张之洞以极深的洞察力，辨析中体与西用的界限，力图解决中西混杂所造成的教育、思想与政治危机。首先，“中体”和“西用”有着明显的分界。所谓“中体”就是儒教，是纲常，是“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4]9704。而“西学”是用，是应敌制变之术。就内容而言，“《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通过“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4]9740的方式，达到融贯中西的目的。其次，体用内容的厘清其目的在于改变“重道轻器”的传统，确立道器并重的新的体用关系。张之洞提出“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因此，必须要取法西学，所以有“劝农之要如何？曰：讲化学。……又兼机器之学。”“工学之要如何？曰：教工师。”“商学之要如何？曰：通工艺。……至劝商之要，更有三端：一曰译商律……一曰自治……一曰游历……”[4]9755-9757西学重要性的凸显，逐渐促成了“道器并重”的形成。最后，就教育的内在性与外在性而言，“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分辨了中学和西学所对应的领域和所达成的教育目的，明晰了二者在不同趋向和层面上的作用与意义。 基于对中体和西用界限的明确规定，“体用并重”的体用关系成为了癸卯学制的内在逻辑结构。这种体用关系，使中学和西学能够较好地融合在一个学制之中。但是，由于“中体”在价值上的绝对优先性，又使“体用并重”的逻辑结构在具体课程的安排上，遭遇到了体用相分的矛盾与冲突。 二、经学为本：“癸卯学制”的合法性依据 癸卯学制以“体用并重”为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不仅是为了推行中学与西学融合的新教育，更是为了实现巩固邦本的根本目的。所谓“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渝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5]，便是癸卯学制的根本目的和合法性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