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入主中原后，在海外贸易方面一反明朝对日本实行海禁的政策，鼓励商民到日本从事贸易。此时正值日本实行锁国，仅准许中国船和荷兰船进入长崎贸易。故清初的长崎实际已成为“位于中国东海及南海沿岸贸易圈中最北端的港口”，“是锁国体制下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注：大庭修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9页。） 一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平定郑氏反清势力，统一台湾，翌年即宣布开海贸易。当时有大量的中国商船涌向海外，其中以到日本的贸易船为最多，据统计，1683年进入长崎港的中国商船是24艘，1684年为20艘，到1685年却激增至85艘。此后逐年增加，1686年102艘，1687年115艘，1688年193艘，这年为清初中日贸易期间进入长崎港的中国商船最多的一年，随船到达长崎的中国人多达9128人。（注：大庭修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9页。） 这些商船大多数来自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江苏和广东各省，另部分来自于东南亚各地的华人船只。如从1685年一份由在长崎的42名中国船长签署的申请书中看出，来自中国南方港口的船30艘，来自中国中部的船仅5艘。（注：John Hall， Notes on the Early Ching Copper Trade with Jap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49， vol.12，p.450.） 另在1651—1700年，有130艘由华人经管的船从暹罗各地到长崎，这些来自阿瑜陀耶的王室船只和那些来自下暹罗各港口，如六坤、宋卡、北大年的船只，实际上原先都是来自中国的华人船只。（注：陈荆和：《清初华舶之长崎贸易及日南航运》，《南洋学报》第13卷，第1辑，1957年6月。） 这些船只从暹罗出口的货物主要是鹿皮，其他还有苏木、牛皮、象牙、犀角、槟榔、锡、铅和檀木等，他们也把在广州、澳门获得的生丝转运到日本。（注：Sarasin Viraphol， Tribute and Profit：Sino-Siamese Trade 1652—1853， Harvard， 1977，p.59.） 还有一些商船是从福建的福州、厦门到印尼的巴达维亚贸易，返航时习惯于带着白银到长崎贸易，然后从长崎购买日本铜载运回国。（注：Yoneo Ishii edited，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 Translations from the Tosen Fusetsu-gaki 1674—1723，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1998，pp.212—213.） 当时日本虽然处于锁国状态，但也不是绝对的，如对朝鲜的传统贸易仍在继续，日本人也到琉球购买中国货物。此外，中国货物还经由许可入境的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载运到长崎，只不过因数量有限，供不应求，故造成价格骤增。表1是18世纪初一些商品在广州和长崎的差价表。 表1 18世纪初一些商品在广州和长崎的差价表 商品名称 在广州原价(银两/担)在长崎售价(银两/担) 白糖 1.6 4.5 红糖 0.9 2.5 Agullah(优质) 90 410 铁1.6 4.5 锌2.8 5.5 槟榔 1.4 1.6 蜂蜡 12 40 水银 40 115 南京生丝 125 230 资料来源：Sarasin Viraphol， Tribute and Profit:Sino-Siamese Trade 1562—1853，p.68. 从表中可以看出，18世纪初大部分中国商品在广州和在长崎的差价大概在2—3倍之间，也就是说，当时对日贸易的利润相当可观。而日本国内当时的手工业生产较不发达，无多少货物可以同中国商人进行交换，只好以白银来支付差额，如1711年进口到长崎的货物价值约170000磅白银，从日本出口的货物价值为120000磅，必须支付的差额达50000磅。再如1715年支付给中国商人的白银25000磅，给荷兰的12500磅，后来因白银数量减少，迫使日本人不得不增加出口干鱼的数量，除此之外，幕府再也找不出其他货物可替代白银。（注：C.G.F.Simkin，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p.205.） 于是，为了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日本政府决定对中国商船数及贸易额进行限制。1685年，限制中国商船的年交易额为6000贯（1贯约合中国旧制银100两），额满之后，其他商船一概不许交易，令其退回。1688年，限制每年入港的中国商船数为70艘，具体开航时间及发船地点规定如下：春船20艘（南京5艘、宁波7艘、普陀山2艘、福州6艘）；夏船30艘（南京3艘、宁波4艘、泉州4艘、漳州3艘、交留吧2艘、柬埔寨1艘、厦门5艘、普陀山1艘、大泥1艘、福州4艘、广东2艘）；秋船20艘（南京2艘、交趾3艘、暹罗2艘、高州2艘、福州3艘、宁波1艘、广东4艘、东京1艘、潮州2艘）。（注：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50页。） 与此同时，还限制中国商人的行动，把到长崎贸易的商人及船员集中在一处，周围砌以高墙，称为“土库”，拨重兵看守，不许私自出入。当货物运到时，全部收去，官为发卖，一切饮食皆其提供，返航时逐一清算扣除，交还所换铜斤、货物，押往开行。（注：《硃批谕旨》第40册，“雍正六年八月初八日浙江总督管巡抚事李卫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