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S-09；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8)03-0076-08 “一座大城市的最重要、最天然的基础，就是附近农村地带要人口稠密、劳动力充沛，这就为粮食给养、工业制造和对外贸易提供物质资源。”①这是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论及近代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时所引用的一段话。其中所隐含的寓意就是上海所以能够从一个原来属于工业前经济体系的小港口，发展成为一个全面经济发展的现代首要工商业城市，其周边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物资、人口的沟通与交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城市经济腹地②对于港口城市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腹地经济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腹地农村经济的视角探讨城市的发展。③一般都认为，经济城市经济腹地范围的大小，由于受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港口城市自身的吞吐能力及城市规模和综合经济辐射能力大小的影响，其范围常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相应作为对其施以辐射的中心城市而言，其区域中心地位也处在不断变动之中。民国镇江城市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变动过程中改变着周边农村的农业经济，同时也改变着自身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中的地位。 一、开埠以来镇江经济腹地的盈缩 自1861年镇江开埠，长江轮船航运业不断发展，对外贸易量不断增加，镇江港因此日益繁荣。原来作为运河腹地物资集散枢纽中心的地位被强化。其商业所及地区也不断扩张，就经济地理学意义上说，即镇江港口的经济腹地不断扩张。港口经济腹地，通常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港口吞吐货物直接通达的周边地区，是为直接经济腹地；一是港口吞吐货物经中介港转递通达的较远地区。在长江航运兴起并发展的一段时间里，镇江港口的商业贸易的确得到了发展。 镇江海关贸易报告中就有多处提到镇江货物流通范围扩展的情况。如光绪25年报告中：“凡由镇江购运洋货往销之处，以江北及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水路近便者居多”，“镇江为该水路之总口，水路指运河而言，可通江北、山东等处。若往安徽、河南两省则由清江浦过洪泽湖及淮河一带，均属一水可达。”其中，销往内地的洋货“江北得四十五成，河南得二十五成，山东得二十成，安徽得十成”。④《江苏省会辑要》的作者在提及镇江贸易腹地时也认为，镇江“开埠之始，因地当长江与运河之交，为南北水陆交通之枢纽，背域广大，北自山东河南、江苏北部，南自安徽及江苏南部。”⑤而英国领事马安在他的贸易报告中，干脆称镇江能够“向一片约与整个法国一样大的农村供应商品”。⑥ 那么，究竟镇江港口的腹地范围有多大呢？日本学者滨下武志针对1868至1881年由镇江关输入商品的地区，进行了一项数量统计。认为，镇江兴盛时期，其辐射区域涉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等7省237个地区。而且“以安徽的芜湖、安庆，河南的归德（商丘），江苏的徐州以及山东的济宁、兖州等城市为区域中心市场，形成了一个以镇江为核心的层级明确的商品销售网络”。⑦其运用海关报告的数据得出结论，是合理的。但笔者以为，若立足镇江商业全盛时期经镇江转口物流来去方向进行考察，镇江经济腹地的延展范围更加广泛（见表1）。正如学者单树模所归纳：镇江腹地，“沿京杭运河，北含山东、河南、皖北、苏北，南包苏南、浙江；沿长江，西起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省南部，东止上海；通过近海航线，南通福建、广东和台湾，北达东北三省和朝鲜。”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1908年沪宁、津浦铁路通车，铁路运输业务的不断扩大，其物资集散枢纽地位日益被铁路沿线的徐州、蚌埠所取代。镇江港口中转出口的货物数量也逐年下降。其商业市场范围渐渐缩小，民国以来，镇江港口经济腹地最终缩小至仅局限于苏北一隅。在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镇江港“实际上只是苏北里运河沿线各地棉花、小麦输往无锡、常州加工，无锡、常州各工厂加工生产的棉纱、棉布和面粉，运往苏北里运河沿线各地农村的转口港而已。”⑨显然，原先商业地位仅次于上海、汉口等商埠城市的镇江，最终沦落成为受无锡这一苏南新的经济中心辐射的更次一等的经济城市。
(2)广州、汕头、厦门、福州等地客商，均以海轮运国产红、白糖及桂圆、荔枝等货品直达镇江港，然后以这些货品换取北货南返，每年可往返四次。 二、不容乐观的民国镇江腹地农业经济 根据镇江海关报告，镇江“江北一带，十一年间台风为患，禾稼损失半数，十八年，旱魊、蝗虫交相为虐，二十年洪水暴发，运河以东汪洋一片，灾情至重，该区农产、贸易之盛衰，胥视江北农产值丰歉。盖以本埠出口货品，多系产自该区。……既叠告歉登，则本埠贸易，自难生色也。”⑩镇江城市商业贸易乃至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都命悬于其江北腹地农业经济的丰歉。而民国时期的江北农业经济并不容乐观。 近代黄河夺淮北迁以来，江北自然经济在环境的巨变之下，形势急转直下。农村粮食耕作制度在废黄河两岸从稻作农业转变为旱谷农业，在里下河地区由双季稻转变为单季稻，亩产量大为降低。有时丰收在望，而洪水一来，颗粒无收；土地碱化也使得其抵御灾害的回旋余地大大缩小。农民温饱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着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