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墨道法四大政治思想流派所建构的中国古典政治学说，可以说是最富原创性的，其中，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先秦诸子基于深切的天下情怀而极力推崇的圣王统治，这集中体现了他们最为深切的政治期望及其最为关注的核心政治思想议题。而依笔者之见，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特别是通过对柏拉图推崇哲学家统治与先秦诸子推崇圣王统治这两种政治理念异同的比较分析，来重新审视和系统阐释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目标追求及其思维特征，将更能凸显先秦诸子推崇圣王统治的实质性意义。 一 一般而言，现实政治是一种强者的政治，对此中西古典政治哲学家们都有一种明确的认识，如苏格拉底的对话者色拉叙马霍斯所说：“谁强谁统治”、“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①。《庄子·应帝王》亦有言：“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也正因如此，政治哲学家们基于对现实政治这一本性的批评性反思，试图通过倡导某种理想的政治价值追求，以期提升统治者的政治理性或者修正、转化现实政治，所以，他们一般会格外关注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与基础，或合法统治与正确使用权力的根据及正当理由的问题。柏拉图推崇哲学家统治而中国哲人亦鼓吹圣王统治，他们之间政治理念的重大差异是发人深思的，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西方哲学家与中国圣人理念上的不同；二是他们据以统治的根据与基础有别。 哲学家在古希腊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或少数人，只能或必须通过系统的教育并经过严格的哲学训练才能成为哲学家，这一点颇与荀子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圣人可积善修行的成圣理念相似。荀子曰：“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② 毫无疑问，对他们来说，要想成为哲学家或圣人，都需要具备某些基本的天赋和优秀的个人品质。但就其本质属性而言，哲学家与圣人又是根本不同的。哲学家是爱智者，因为“在柏拉图看来，知识或追求知识本身即是哲学”，“哲学努力追求的是关于整体的知识或关于整体的沉思”③，故哲学家对知识或真理的爱是爱其全部，其中“最大的知识问题”就是“善的理念”，而“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④。圣人则不同，而且对先秦诸子而言，各家自有各家的圣人，各家的圣人理念甚至是相互排斥而不兼容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圣人似乎并不以追求知识为根本目的，圣人是追求与道为一的“体道”者。而“道”在诸子各家那里又是具有极为不同的涵义的。儒墨所推崇的是古圣先王之道，而儒家的“道”又可称之为“人之为人之道”，墨子的“道”实亦可称之为“天志”；道家所发明的“道”是自然之道， 而老子的“道”是指天地万物之本原、宇宙自然的根本法则与规律，庄子的“道”则体现为一种人生的超越性的精神境界；法家将借用来的老子的“道”转化为事理而作为治国的法术。尽管诸子所推崇、阐释的“道”的涵义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对他们来讲，无论在人格还是智慧上，作为体道者的圣人无疑体现了为人的极则，是人之为人的最高的理想范型。 对哲学家来说，哲学生活优于政治生活。也就是说，真正的哲学家是喜欢过沉思生活而轻视政治权力的爱智者，故未必愿意出来治理国家，但是，理想国的构想“就是要不爱权力的人掌权”⑤。这与道家的理念是十分相似而又极为不同的，对道家而言，退隐的生活无疑优于入世的生活，而他们之所以喜欢过退隐的生活则是出于“重生”“贵己”，即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⑥。但与道家的圣人理念不同，如墨子所言，其他诸子各家几乎都是主张“圣人以治天下为事”的⑦。 总之，古希腊哲学家是以追求全部知识与真理为目的的爱智者，而中国的圣人不管爱不爱权力，也不管愿不愿意治天下，或者不专以治国平天下为能事，但作为体道者的圣人，他生来要么为天下苍生树立人生的仪表法式，要么积极引领世人走向正确合理的生活轨道，要么亲自推行有效统治国家与平治天下的道术。他的整个生命价值所在，绝不像哲学家那样以追求知识本身为终极目的。 正是基于上述不同，哲学家与圣人据以合法统治的根据与基础亦是旨趣有别的，真正哲学家的统治依据的是最大的哲学知识即善的理念，而圣人则依道而治。对儒家来讲，所谓的依道而治，就是遵循人之为人之道来教化百姓，他们亦格外重视善的理念，并以“止于至善”为政治的最高目的或境界。关于柏拉图的善的理念与儒家善的理念之间涵义上的差异，我们留给哲学史家们去讨论辨析，这里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柏拉图的善的理念是关于实在的形式的知识，它既是为每一个灵魂所追求的“目标”，亦是全部知识和真理的“源泉”。然而，儒家的“善”，或者是人的一切道德行为的根芽，如孟子的性善论所主张；或者是人通过努力改造人性中恶的基因而获得的果实，如荀子的性恶论所主张。故对孟荀来说，成圣的过程不是由初始的善的根芽不断得以充实而呈现、焕发出伟大光辉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不断对自身的恶进行改造以积善乃至通于神明的过程。 哲学家是通过获取知识而被命名的，中途而废者亦可能猎取哲学家之名，那就是冒牌的哲学家，以致柏拉图不得不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家和什么是冒牌的哲学家，并因此而推崇真正的哲学家的统治。而儒家的圣人只能通过实践修行而自我证成，在这一实践修行的过程中只有至诚无欺者才能真正成为圣人。对柏拉图来讲，只有真正的哲学家的统治才能实现城邦的正义，而真正的哲学家是作为“制度的画家”并依据善的理念来为城邦创制立法的，他亦应是城邦和法律的守卫者，故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政治纲领更多的是制度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⑧。而儒家所推崇的作为“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合二为一的圣王，亦可以说是仁政、礼义法度的创制者，如荀子曰：“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⑨，但儒家的圣王统治的政治纲领更为关注的是发挥人即政治角色（主要是君主）的能动性的教化作用，如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⑩。故他们最为强调的是统治者的道德权威的至关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