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体系概念兴起的背景及其理论方法的缺陷 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个舶来品。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针对美国政治学的研究状况大大落后于其他社会科学，且其发展潜力出现了耗竭的现象，更令人不安的是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无法对现实政治作出有效的应对和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为此他认为主要是因为政治学的一些主要概念（主要指如国家、权力等传统主义政治学主流概念）意义相当含糊不清和缺乏有效的解释，这种状况使得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在所有社会科学的成熟档次中处于低档地位，仍然徘徊在它早期的发展阶段。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有多方面，有在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不太关心阐述命题的严格态度或表达概念所含意义的确切程度的原因，有政治学学科研究工作缺少可靠的知识以及系统地表达其见解的方式的原因，有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关注程度不高以及对资料收集的技术性问题重视不够的原因，有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不能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的原因，等等。[1](P36-50)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提出要把系统理论当作纠正美国政治学学科研究工作中许多缺点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来看待，也就是用政治体系这一核心概念来囊括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的研究。[1](P59)在戴维·伊斯顿看来，人类的政治生活必然涉及到一个社会所实行的权威性政策以及其付诸实践的方式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而政治学家采用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人类的政治生活，可以较为深刻地揭示政治生活之中一些重要变量性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以何种方式影响权威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而达到实现参与政治生活的目的。故而，他认为，“制定和执行社会政策的活动，即政策的制定过程，构成政治体系。”[1](P122-123)政治体系就是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相关的一系列互动行为。应该说，戴维·伊斯顿所作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同时期以及其后的许多著名的政治学者相继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体系的概念、特征、范围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发展，比如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认为“政治体系不仅包括政府机构，如立法机关、法院和行政部门，而且包括所有结构中与政治有关的方面。其中有亲属关系、社会等级集团等传统结构，还有诸如动乱之类的社会非正规现象，以及政党、利益集团和大众传播工具之类的非政府性组织等。”[2](P5)S.N.艾森斯塔得赞成阿普特的分析，认为一个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一政治体系是一个地域社会的这样一种组织，它合法地垄断了这一社会之中的强制力量的权威性运用和调节；二对于它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的那个体系的维持，它负有特定的责任；三其组织实施严厉的世俗性制裁，以贯彻社会的集体目标、维持其内部秩序和调节其外部关系。[3](P6)由此而形成了西方政治学研究中政治系统分析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信息沟通理论等等。 毫无疑问，政治体系这一核心概念的引入，大大拓展了政治学对现实政治过程的研究，开辟了政治学学科动态研究方法的先河，但是戴维·伊斯顿用政治体系来代替国家，其潜在的意向正如王沪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国家是一系列具体的活动，其本身并没有存在的实质或实质的存在，”这样就“使人们的智慧集中在国家活动的过程上，从而偏废了政治国家的本质分析”。[4](P43-44)有鉴于此，王沪宁教授在他的著作《比较政治分析》中对政治国家与政治体系作了区分，“政治国家的概念指在一定共同体中形成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威，而政治体系就是政治共同体中对全体公民行使公共权威的组织和关系的总和。”“政治国家是政治体系的抽象表述，政治体系是政治国家有机组织的概括表述。……政治体系的概念适用于对政治国家有机组织的分析和研究。”[4](P12-13,34)在这里，很显然，前者政治国家是作狭义上的理解，而后者政治体系是作广义上的理解。这种对政治体系的广义上的理解进一步体现在对政治体系活动的多维考察之上，即“第一，政治体系活动的水平方向，包括政府的各个机构，如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在一些国家中，还包括军事机构、宗教机构（如果它们构成了政治体系的内部因素）。分析它们之间的组织关系、权力关系、人际关系、政治关系等方面。第二，政治体系活动的垂直方向，包括中央政治体系、地方政治体系，联邦制国家还包括州政治体系。第三，政治体系活动的全方向，即立体地考察和分析政治过程，这个方向包括各种社会力量对政治体系的介入和作用，如利益集团、政治党派、群众组织、人民大众、宗教组织、语言集团、种族集团等。”[4](P98-99)后来，王沪宁教授在为《中国政府与政治》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了“构筑政治体系模式”的宏观构想。他认为，政治体系模式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价值层次的理论，另一个是操作层次的理论，价值层次的理论确定政治体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取向，而操作层次的理论将价值层次的理论化为具体的步骤、程序和规范，使价值层次的理论得以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运行。这两个方面的理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原则层次的理论，政治体系模式无法构筑，等于建筑物没有总体设计思想。没有操作层次的理论，政治体系无法有效运转，等于蓝图没有变为实物。[5](P1-14)王沪宁教授在这里实质上是从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政治体系的深刻内涵，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本质的深刻认识与西方政治学者对国家（他们使用政治体系这一概念）的具体活动过程的认识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使得对政治体系的研究更加丰满和完善。只是这一努力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且他在这里既重视二者的统一，又重视二者的差别的做法更被人们忽视了。从当初戴维·伊斯顿致力于摆脱国家的本质问题转而借助政治体系的概念，用“价值祛除”的方式研究政治过程，到王沪宁教授厘清国家与政治体系的研究对象，再到王沪宁教授将二者合二为一统称为政治体系，提出构筑政治体系模式的宏观构想，应该说，政治体系的概念开始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质变过程。尽管王沪宁教授在这里也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实践中的构建问题的经典论述的重要意义（也就是他在为《中国政府与政治》一书中所作的序言中提出的，要重视对政治体系模式的操作层次理论的研究），即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后文将要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但他毕竟为政治体系概念的质变过程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非常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政治体系概念的使用，已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筐子。只要研究需要，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层面上使用，而不去注意其在不同层面的内在机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