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稿：2022年3月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演讲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①这为当代中国民主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中西方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必然有同有异，而且在理念和过程上都有所体现，因此有必要以一种更加清晰的方式将其同其异简明地阐述出来。本文试图从最常见的用语出发，向古追根，向今明义，以达致某种“更好的理解”。 一、中西民主理念的同异 民主理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民主目标；二是民主原则。前者旨在说明所追求的民主究竟是什么，有什么好；后者旨在说明究竟以什么方式实现民主，有什么根本的遵循。 (一)民主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的语境里，最简明的用语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在西方的语境里，最简明的用语就是“人民主权”。其共同的含义就是“人民”是“某种东西”的“主人”。如果不做进一步的阐发，中西方乃至全人类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共同价值。往前追根，中西方的古代文献都可印证这一点。其缘由大体在于人类都有类似的原始民主的记忆。证于今天，各国根本性的政治文献(如宪法)大都将人民描述为主人。但如果做进一步的阐发，中西方的差别就立刻呈现出来。 首先，“人民”是什么？在中国政治用语中，“人民”更多地指向整体，在西方政治用语中，“人民”更多地指向个人。之所以说“更多地”，意思是在两种用语中，“整体”和“个人”的含义都有，只不过各有侧重。需要强调的是，越往古代追根，“整体性”含义越强，中西方都如此，中国则更强一些。 其次，“某种东西”是什么？大体说来，有“天下-国家”和“国家-社会”两个维度。前一维度比较符合中国传统，后一维度比较符合西方传统。 习近平主席在上述演讲中，首先强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然后再讲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最高政治理念：“人民是天下的主人”。在这个理念之下，才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从“国家主人”到“天下主人”，是某种治理的延伸或扩展。古代希腊和罗马没有“天下性”民主观。后来基督教的传播带来了某种“天下”的观念，但又失去了“民主”的观念。经过启蒙运动，西方基于个人的民主观才不断向外扩展，形成某种狭隘的“普世性”。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真正地形成西方的“天下民主”观，而且赋予其历史的发展的含义。这种观念传到中国，与“天下为公”观念一拍即合，并且相互改造，形成今天中国的“天下民主”观，而且与“国家民主”观在历史长河中有机地衔接起来。 “国家-社会”维度中的“国家”不同于“天下-国家”中的“国家”，前者是“结构性”的，后者是“范围性”的。西方古代在“国家-社会”维度上也不是很清晰，城邦是“国家-社会”未分化的混合体，民主运用于这一混合体，自然混有这两层含义。随着所谓“现代性”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不断分开，主流民主渐渐演变成只是国家层面的事。马克思对这一历史性的变化给予了深刻批判，不谈社会层面，尤其是经济层面的民主，民主就失去了其主要的含义。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社会的民主”，其次才是“国家的民主”。马克思将现代西方主流民主所失去的东西找了回来并输入到了中国，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所说“人民民主”的西方渊源。 最后，“主人”是什么？这里有横纵两个维度，也就是横向的“所有”关系和纵向的“治理”关系。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这句话就包含了上述两种关系。朱熹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更清楚地表达了民为主人的意思。③ “所有”关系意味着人民(或某一群人)是这块土地及其之上的共同体(社稷)的所有者，排斥了“他者”的“所有”之资格。这样的一个“所有者”是个整体，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私有化过程中，人们对原始公有的某种记忆。这种记忆是世界各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不限于中国和欧洲。但从这种记忆中凝练出国家主人的政治理念，在中国和欧洲古代表现得比较突出。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罗马人较能从整体上将人民视为国家的主人。 “治理”关系中的“主人”除了人民可以自己统治的含义之外，还有三种间接统治的含义。后者分别表现为三种关系模型：“主-奴”关系、“主-仆”关系和“主-代”关系。从“主-奴”关系中获得“主人”的含义，在欧洲古代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其奴隶制比较发达，主人对奴隶的“完全支配”影响到对“统治”的理解。人民是主人意味着人民完全支配其所有的共同体或国家。 从“主-仆”关系中获得“主人”的含义，在中国古代表现得比较明显。“主-仆”更多地表示为一种等级关系，而不是完全支配的关系。“民贵君轻”“有民立君，将以利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关系。“屈君伸民”就是要把民上升到主人的地位，把君降到仆人的地位，但主人对仆人不是完全支配的关系。后世“屈民伸君”则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如董仲舒讲“天子受命于天”。④这同样是主仆关系的颠倒，而不是主奴关系的颠倒。再到现代革命之后，颠倒了的关系又颠倒过来，治理者成为“人民的公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