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是关于人的学问，研究的是关乎民族和民族关系、公共利益、公民政治行为等诸如此类的政治问题。看待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必须站在人的立场，将其置于人文主义的视野之下。由是，训练和培养出来的政治家才具有悲天悯人、济世救人的崇高品质。 一、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性质 十九世纪，科学以其功用价值赢得了世人对它的普遍信仰和至高无上的推崇。科学至上主义于是兴起，以至今日，国人无论谈及什么，务必冠以科学之名，以此表明自己所持之观点为不可置疑的真理。甚至连政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政治行为的学问，也要称之为政治科学，才能表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此种思维方式是政治和政治学迷失其方向的主要原因之一。 唯科学主义就是科学至上主义，就是指那种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方法。启蒙运动后，科学至上主义在人类认识领域处于统治或支配地位，以致成为当代人的新型迷信。这种科学迷信认为，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适用于一切学科。其思维方式不外乎是：把某一不可置疑的经验事实作为假设，由此导出一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系列，再以广泛的经验事实对其进行检验。如果检验无误，该假设和命题体系一起视为不可置疑的普遍真理。科学理论是以科学事实为基础的全称命题，人们称之为科学知识。科学事实具有客观性、重复性和可观察性三大特征。某一科学理论是正确的，仅当以其假设为前提的全部全称命题对于科学事实来讲，都是可检验的，并且保证不出现与全称命题相否定的情况。但因表达科学事实的单称原子命题都是无穷的；科学理论的可检验性要求所有的单称原子命题必须与全称命题相一致。这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以牛顿科学为基础的古典物理学，二十世纪初期经过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冲击后，其严谨性和精确性早已破产。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自然界本身也是复杂的，目前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能有效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波普尔说，科学只能是猜想；不能把科学理论当作真理来看待。卡尔·波普尔对科学理论的结构及其与科学事实的逻辑关系的分析是非常严谨的、合乎逻辑的。① 波普尔的观点，从逻辑上动摇了唯科学主义的理论基础。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科学家彭加勒认为，科学就是以某种约定为基础的理论建构。② 但这些论点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公众和某些学者的科学崇拜心理。然而，信念是无真假的，既不需要证明，也无需否定。唯科学主义者仍然声称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政治学必须是科学，似乎研究社会现象不采用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结论好像就缺乏其正当性和可信度。科学对公众心智的征服，不单纯是其理论在逻辑上的严谨性，更主要地是它的功用，即工具价值。人们依据科学提供的思想和方法，找到了一种有效率的做事方式。但人们恰好忽视了他们做事的社会组织结构，没有这种组织结构，人们做事的动机及其效率不可能达到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科学方法的有效性首先依赖于科学事实的三大特征：客观性、重复性和可观察性。科学方法就是观察、描述、假设、推导和证实；科学方法要求人们在运用它时去掉自己的主观偏见，保持价值中立的身份；由是，才能发现真正的客观规律。由人的行为所构成的社会事实并不满足这三大特征之要求，用自然科学的这种方法研究人类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是完全无效的。人的行为，表面上看是客观的，实则不然，不管行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都是由目的所引导的；人的行为目的之形成则受社会规则之影响，不管这些规则是由立法创立的，还是由民俗传统所形成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的行为目的视为人们将这些规则应用于处理个人之情势的结果；其作用是帮助人们形成某种预期；合理预期是正确认知和运用现行社会规则的结果，非理性预期则是个人偏执某种价值观之结果。不管怎样，目的和动机都不是客观的，而是行为者本人的主观价值观；不同的行为个体具有非常不同的生活价值观。人们的主观价值观虽然受共同体文化、现存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因其个体的差异，人们采取非常不同的行为方式；而且，每一代人都有着不同的行为模式和交往方式。更重要的是，由于个体境况和心智能力的差异，人们很难找到两个相同的行为模式。用科学的那种观察方法去看待和研究人类个体的行为是无效的，个体之间不存在任何两个相同的“客观”行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主观的，即使是处理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个人也会采取非常不同的处理方法和行为模式。在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中，我们几乎找不到科学研究中所遇到的那种客观性、重复性和可观察性。历史从不重复，尽管历史现象中存在着很多相似性，但因每代人都企图努力寻找不同于上代人的最佳的交往模式和合作关系，后辈人永远牢记上代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包括政治交往经验），但绝不踏着先辈们的覆辙或者在先辈们曾经成功的地方取得相同的成就。每代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同于上代人的生活理想和社会问题，不管父辈和祖辈的遗嘱和智慧多么地重要，它们始终不过是后辈行为的价值参照系，但绝不是经验的替代物，每代人都不得不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都不得不试图建立不同于上一代人的规则，目的是革新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模式和行为关系，以实现其不同于父辈和祖辈们的生活理想。 不能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关系的最有力的论据是，我们对于同类的研究，对于那些与我们研究者有着同样思维能力的个体行为之研究，③ 在道德上不允许我们把他们当着猪、狗和石头一类的异物来对待。④ 在政治学中，更不允许我们采取冷漠的态度，对待政治行为，不能像科学家和工程师处理自然物或工程那样，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没有思维和情感东西。政治行为，不管是政治家们的，还是公民大众的，其行为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不容置疑和诽谤的价值诉求，不管这种诉求是合法的、合理的，还是合情的、无情的、无理的、非法的，在道德上都不允许研究者把他们的行为当作像天体和动物一样看待。研究人们的政治行为，只能采用适合于人类行为特征的方法，不能采用那种所谓的科学方法。政治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政治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是研究人类个体如何参与公共生活、相互合作与相互交往关系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