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和空间被称为普遍的范畴。哲学家倾向于把时间和空间作为理性的基本参数；有时他们会把时间和空间说成是思想和理解之可能性的超验条件。如果时间和空间被看作这样的条件的话，那么它们就是不变的、恒定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时间的。但是这和人的经验并不完全相符。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设定为不变的范畴可以发生变化。我们涉及的是“变化的时间”；有时候我们把时间说成是加速的和累加的要素，有时候又说它是变慢的甚至停滞的。对空间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提到的空间是扩展的和开放的，有时候又是收缩的和变短的。这可以说是纯粹的或者理论的哲学和实践的或者政治的哲学之间至关重要的区别。政治哲学显示为对人们共享的经验更加关注；它和人们所说的“生活时间”和“生活空间”关系更紧密(但是这并没有把哲学范畴还原为纯粹私人的或者异质的情感)。 如是，我们的时间当然是变化的。空间作为被人体验的事物也是急剧地甚至惊人地扩展着或者收缩着。一方面，人类将其触角伸向“外空间”，进入一个广阔的超越地球的银河宇宙；在另一方面，“大地母亲”——原先被看作是接近无限的人类聚居地——缩小成为“地球太空船”或者是“地球村”。随着空间的这种变化，时间同时也在出现变化。在我们的时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如此迅猛地发生，人类似乎正在“飞速前进”或者被一颗子弹射进一个未知的未来。不过，当时间对地球上的许多人来说如此加速前进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却是不可避免地被赶上并被落在后面，从而以一种“慢速”的步调生活。 用一个宽泛的或者总结性的标签来说，以上所说的空间和时间的变化基本可以包括进人们所说的“全球化”这个词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主要不是或者首先不是指经济市场的扩展。在一个空间—时间变化的坐标下，这个过程触及了文化、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基本领域。因此之故，全球化是或应当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论题。不幸的是，事实还不如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政治理论或者政治哲学——就像西方国家所进行的研究那样——还倾向于局限在排演欧洲或者西方政治思想的“经典”。这种经典传统上集中注意力于古代的“城邦”，而在现代则在所谓的“民族—国家”。除了少数例外，政治思想家很少注意或者根本不注意当代的空间—时间变化。在下面，我想提出(简短地)一些主要问题，在我看来，在我们的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需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依次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作用；民族的和/或全球的公民身份的特征；“全球管理”的维度；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民族—国家的未来 如我们所知，现代的民族—国家基本上是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议”发展出来的，通过这个协议，欧洲被划分成不同的政治实体，称为“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自治权和宗教同一性。在强调自治、专制和自我同一的时候，现代国家吸取了希腊的城邦的特征。但是在其更广阔的地域扩张，尤其是强调绝对的政治“主权”上(依赖于人类意志)，“国家”纯粹是西方现代的产品。在18和19世纪，国家又有了除权利垄断——暴力的绝对特权——之外的另外一种垄断：不同的种族特征和一种绝对的“民族性”或者民族同一性的倾向。在20世纪，这种民族特征被进一步彻底化和强化，以至于在某些地方达到了抹杀另外一个现代遗产的地步：国家的本质作为理性的和法律的机构，或者“法律国家”(权利国家)。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见证了由威斯特伐利亚协议衍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式微”——不是确定其消亡，而是其“黯淡”或者变得有争议。民族—国家现在在多个方面承受着压力，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① 在内部，国家面临着不同的种族、文化和社会宗教分化的挑战；所谓的“文化多重主义”包含着一个持久的问题，就是民族国家的收缩和内部的自我认同。从外部，国家泛滥着或者说经受着无数力量的考验：包括全球化市场和财政资产的力量；文化标准的因素以及所谓“信息革命”(媒体、因特网、局域网)的冲击。可以确定的是，当今世界一些民族—国家——尤其是一些强大的霸权国家——不愿意放弃威斯特伐利亚遗产，从而强烈地甚至刺耳地坚持国家主权的绝对性，这种坚持往往以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前所未有的军备积累为后盾。但是，即便是这些国家也不能完全摆脱多重文化主义和全球网络的袭击。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民族—国家的“黯淡”或者有争议。在此背景下，回忆一下民族—国家的一些积极的或者有价值的特征是很重要的。除了一种通常是非常有缺陷的职能，民族—国家在过去肩负着提供法律稳定、人身安全或者其居民的安全的任务。除了这些基本的要求，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对公共福利做出贡献：提供公共教育、健康便利、福利机构和其他的一些“公共善”。即使有这样的一些建设性的特征，全球化的过程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尤其是这样一些问题：随着国家主权的逐步削减，传统上由民族—国家执行的积极的职能现在怎么样了？有什么代替方案可以发现或者想像，以此来提供同等程度的法律确定性、人身安全和公共福利？ 很明显，这样的一种替代方案还没有被发现。这就是为什么——就像前面所说的——“黯淡”不能表示灭亡或者停止。全球化带来的与其说是终结，不如说是民族—国家的变形和重新规划：这种变形指向国家职能的共享，无论是地方的还是区域的或者正在出现的超国家的全球机构。今天经常引用的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欧盟的形成：这个组织困难地盘旋在威斯特伐利亚协议和超国家的机构之间。在今天尤其重要的是，由绝对的国家主权和自治向更多的互相依赖和职能共享的转变。这样的一种朝向相互依赖的行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政治理论家Benjamin Barber提出了“相互依赖宣言”，由“全球公民运动”组织起草，它在全球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美国的“独立宣言”在美国建立中所起的作用。就像他所宣称的：“新的‘相互依赖宣言’是全球范围的协约。”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