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22)01-0088-08 一统与正统在历史进程和政治因素的作用下呈现出含义的变易性和主张的争议性，并在经学阐释、历史评价和政治叙事方面形成了大一统与辨正统的传统政治合法性论述模式。相关研究肯定一统与正统具有公羊学的经义渊源，对其观念上的内在关联或解释上的现实背景予以探讨。研究者多从政治凝聚、历史延续、民族认同、文化纽带、情感依归角度对大一统展开分析，虽然正确地将大一统理解为中华民族政治思维的历史想象和实践取向以及政治运作的空间格局和评价准则，却较少从政治合法性角度关注“一统”论述的政治史语境及“正统”话语的史学史脉络，由此可能导致合法性论述的内在张力无法得到充分注意与恰当审视。从历史政治学角度理解传统政治合法性论述，有待于聚焦大一统与辨正统这两种在历史书写中相互生发乃至不断联结的观念传统与论述方式，以及在重新检视传统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历史情境和政治逻辑，从而揭示传统政治合法性论述的理论含义、价值导向与治道功能。 一、历史政治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论述 一统与正统是秦汉以来广泛运用的政治话语，春秋经学和正统史学为大一统与辨正统赋予丰富的政治意蕴和历史意义，并愈益凸显相关论述的政治合法性功能。政治合法性是“对具有政治属性的理论范畴或客观实体进行正当性或合理性价值判断与推定”，涉及政治权威的来源、构成、运作、效果的评价和判定，实质上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的承认或认可。[1](PP62-63)古今学者对大一统与辨正统含义和作用的理解，从不同侧面并在不同程度上契合政治合法性的主要要素，如王通认为春秋经义的春王正月“以示一统，所以立万世君臣之大法也”，标示着大一统垂范的政治原则[2](P1)，饶宗颐认为“正统事关继承者王位合法问题”[3](PP39-40)，张星久认为正统是修史原则和史学思想的参照标准，“‘正统之辩’实际上就会在一定层面上涉及统治合法性的基础问题”[4](P7，PP14-15)。 大一统与辨正统具有政治合法性的属性，符合文化历史学派所主张的“历史不是自我呈现的，而是被叙述的”[5](P165)，其在政治场域中显示出观念形成、话语表达、行动依据的论述功能，并在历史视野下通过预设立场以塑造政治记忆及描绘历史蓝图。从政治合法性论述的角度看待大一统与辨正统，除了关注可能被忽视的“将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导入特定方向的制度化的意义结构”，思考政治行动和历史进程如何影响论证的提出和观念的呈现[6](P13)，还有助于充分把握大一统与辨正统的解释性和论述性向度。从大一统与辨正统的公羊学渊源和解释性特征来看，一统与正统有其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西汉初年《公羊传》著于帛书以及汉儒对大一统思想的诠释，表明大一统不仅强调制度层面的形式统一，更强调政统正当。“统正”是“公羊学论说大一统的共同关心，是大一统理论的核心”，“公羊学所‘大’之‘一统’，才是大一统思想最初的真正含义”[7](P15)。公羊学体系的政治变易性表现为大一统倡导应时改制和拨乱反正，注重阐明经义以谴讨暴君贼臣，强调社会和制度遵循变革这一历史的普遍法则。公羊学体系的政治解释性则通过可比附的方式，“在阐发经书‘微言大义’的名义下，为容纳新思想提供合法的形式”[8](P11)。 大一统论述与辨正统论述具有历史政治学的分析维度，政治学者对历史政治学作为理论路径和方法论体系的集中讨论，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超越政治史研究传统的努力，进一步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长期影响下围绕关键概念与核心议题逐渐形成更加扎实明确的政治学本位立场与身份认同。历史政治学重视将中国政治研究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本国历史，强调结构分析并将结构变迁视为建立因果解释的主线[9](P29)，循此方向开拓兼具知识积累与理论突破意义的分析路径。历史政治学的分析思路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对以今观古的倾向，“讨论历史制度，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10](P22)，并在此基础上主张通古今之变。二是凝练可整合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在历史视野下寻找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把碎片化的历史现象和事实连接起来，发挥特定分析框架和范式的解释性作用，重在以政治学理论解释历史，探寻历史规律和内在机理[11](P11)，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具体议题展开深入分析。三是关切政治问题的情境因素和时间进程，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分析事件时序及其意义，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进而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12](PP19-21)，并在此基础上注重话语及论述的作用。历史政治学视角可为政治合法性提供适当的认知背景和阐释框架，重视政治制度对政治行动者目标和观念的塑造作用，探讨观念因素和行为因素的互动如何影响政治结果，从而将政治合法性分析纳入历史考察的动态进程。[1](PP64-65)在此意义上，针对大一统论述与辨正统论述可采取长时段分析，在历史进程分析中探讨包括观念要素在内的政治评价活动的动态运作；可采取实践性分析，在政治结构、互动关联、历史进程中考察政治合法性的现实维度；还可采取多要素分析，即注重传统史学观念和君权论证所强调的天命、正闰、五德、内外、南北等议题。 有研究者指出，作为历史经验与时代背景的历史逻辑，以及应对政权危机与实施权力重组的政治逻辑具有重要意义，历史政治学的专长是倚重历史延续与形式更新，通过历时性和回溯性分析揭示相关演变的内在机理和一般规律，从权力格局的深刻影响以及政权建设的目标考察宏观时代背景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由此尝试揭示某种必然性或偶然性。[13](P12)海外历史学者虽然正视中国文明发展的传承延续和政治进程的持久稳固，但是在揭示一统性和正统性的相关侧面时，普遍忽视历史脉络与政治背景。国内学者关于大一统与辨正统及其合法性论述的研究更为具体深入，不乏重视历史脉络与政治背景的重要作品。杨向奎认为先秦华夏统一实体的形成和宗周礼乐文明的扩展，奠定了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西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羊学派向往的大一统，汉儒对两汉公羊义法的总结表现出系统的历史哲学观点；赵宋四夷交侵的形势则迫使理学家高倡尊王攘夷，不谈大一统而多谈正统。[14](PP1-2)饶宗颐认为史学观念中的“正统”之义本于“一统”，公羊学说的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则是其先声；历史性具有道德批判的意义，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秤，历史之秤是谓之正，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可以承统、如何方可谓“正”之真理。[3](PP84-85)汪文学认为，正统论兼涉政治观念与史学观念，其在根本上是政治理论，正统之争本质上是政治权力合法性之争，可视为古代中国特色的权力合法性理论。[15](P7，P63)上述观点的启示意义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其一，公羊学为大一统提供了本自儒家思想的经典版本，由此有别于秦代的法家学说传统，更多涵括关于道德评价的伦理标准。其二，具有鲜明历史取向的传统政治理论内在地包含道德判断的意义即“正”，评判者即“君子”蕴含道德评价主体的性质，评价对象可以是历史中的现象和事件，但其不足可能是对作为整体的朝代而非某个君主或具体事件作出臧否。其三，将一统论与正统论同权力合法性这一政治学范畴予以结合的过程中，需要正视的问题既包括如何理解大一统学说与辨正统观念的时代先后和作用轻重，还涉及制度与观念的复杂关联，这也为本文在历史政治学视域下关注历史脉络与政治背景，以及基于传统合法性论述的一统论与正统论的版本划分而进行的探讨赋予合理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