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9-0111-06 1 引言 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2500年的历史发展中，政治学说流派纷呈，但国家始终是各个时代政治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国家学说始终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但是，自20世纪以来，美国的一些政治学家们认为欧洲传统的政治学所采用的规范、静态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不能联系现实问题，不能从政治生活的变动中去研究现实的严重缺陷。以戴维·伊斯顿为代表的政治学者们也认为国家概念太含混不清。于是在美国兴起了一场政治学革命，出现了行为主义、后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论等主要学派及理论和方法。在这股喧嚣的氛围中，“国家”为“政治体系”、“政治系统”等术语所代替。另一方面，在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利益集团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活跃，其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引人瞩目。这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也产生了一种错觉，即认为公共政策的形成主要是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动态互动的结果，而国家“主要被视为一个平台，经济性的利益集团或规范化的社会运动在其中或者互相斗争或者彼此结盟。”[1]多元主义、新多元主义、社团主义三种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就是这种“社会中心主义”思想的典范。同时，由于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视阈下也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已，因而统统被称为“社会中心主义”理论。 但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由于凯恩斯革命的大行其道，“国家”在促使发达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中的作用的日益瞩目，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二战后也纷纷独立，“国家”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同时美英等发达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需要寻找新的解决路径。这促使学者们将注意力再次转向“国家”这一重要的行为主体。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式微，以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回归学派”发起“找回国家”的号召，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响应，由此西方学术界兴起了研究国家的热潮。 不过，大多数学者主要是结合相关国家的发展案例，采用比较历史学、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国家的自主性”，对社会中心主义理论做全面批驳的比较鲜见。如斯考切波在其代表性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就是在研究法、中、俄三国革命的发生时提出国家自主性的命题。 但是，“回归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埃里克·A·诺德林格则在《民主国家的自主性》一书中，从规范理论角度，以利益集团非常发达、通常被人们认为公共政策过程主要受这些利益集团控制、而国家基本上只是这些利益集团博弈平台的民主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先“破”后“立”的方法，即首先对社会中心主义理论的理论缺陷和解释限度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三种国家自主性类型，论证了民主制国家自主性的客观存在，对社会中心主义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2 诺德林格对社会中心主义理论的批判 诸如多元主义、新多元主义、社团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中心主义民主理论，尽管关于公共政策的形成看法各异，但持有共同的看法：因为各种与公共政策形成相关的资源为社会利益集团所垄断，所以民主国家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家只能是顺从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没有任何主动性、自主性。“国家需要持续地高度依赖社会行动者，以换取各种具体而广泛的从选举日的投票到日常的公共政策执行等各方面的支持。”[2]但是，诺德林格认为，这种“社会中心主义”立场并非无懈可击，而是有明显的局限性。 2.1 社会中心论违背微观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和社会心理学的消极定律 社会中心主义理论认为，民主国家的公共官员离不开社会利益集团的持续支持。诺德林格则认为，尽管如此，但是大多数公共官员的某些即时目标的实现并非一定需要最大化的社会支持。例如，对于希望再次当选的议员来说，如果他有把握大多数的选民在选举时确定性的会投他的票，那么他就不担心其他人支持他与否。同样，如果公共官员在执行某项经济增长战略时需要得到某一行业支持和配合，但他也不需要得到行业内部所有企业的支持，相反，他只需要该行业内部的最大企业的支持和配合就可以实现目标。因为依据微观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和社会心理学的消极定律，当社会利益集团的支持超过一定临界点时，其支持的减少或者降低对公共官员、公共政策制定所产生的影响力就不会像在临界点之内那样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甚至会几乎不起作用。社会中心主义理论无法解释这种过多的社会利益集团的支持对公共官员的意义，及其在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2.2 社会中心论对公共官员的行为逻辑分析不够周延 诺德林格认为，作为国家偏好代表的公共官员并不会、也没必要时刻把寻求社会利益集团的支持放在优先考虑位置。因为，虽然有的公共官员保持自己当前的职位离不开社会利益集团的支持，但是，公共官员除了保住职位外还有其他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并不必然与保住自己职位的目标相矛盾。况且，对于许多公共官员来说，即使落选失去现有职位，也并非没有出路，他们还可以在私营部门任职，这并不意味着其利益的巨大损失。此外，许多官员的继续任职并非完全由选举决定；有的官员因为处在“安全”选区中，其能够继续保持职位几乎没有悬念，所以其也没必要为社会支持的丧失或提升而过分牵肠挂肚。虽然依靠选票当选的公共官员再次当选还需要社会的支持，但是其当选任职后，都有固定的任职年限，在这个任职的年限内，其也没必要唯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是从。况且，公共官员还可以利用借助许多机会以各种手段直接或者间接地压制、消解、弱化、疏导社会利益集团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