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了：“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10月27日)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从理论源流来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继承了以下一些思想资源：一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政治协商传统，包括中国两千多年来进行的政治协商的思想与实践；二是西方现代民主理念和社会实践，包括平等、自由、人权、法制等核心观念及其制度设计，涵盖了西方经典民主理论和晚近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三是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传统，包括近代中国仁人志士争取民主宪政的历史经验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探索。其中，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协商传统已然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深厚而稳定的政治心理，深刻地影响着两千余年以来的中国政治的走向，也成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宝贵的文化资源，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种传统从文化上确证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现代政治建设的必然选择。 这里讲的“政治协商”是广义上的，包括从政府到民间社会各个层级关于公共事务的协商活动。通过研究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不仅有政治协商的实践活动，而且将这种活动固定化为一套政治制度，进而使参与政治协商上升为一种人格精神和伦理义务。 古代的政治协商主要体现为“议”的活动，如《尚书·周官》中提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在古汉语中“议”包含了商讨、谋划、评价、抉择等含义。《说文》的解释是：“议，语也。”徐锴注：“定事之宜也。”①《广雅》的解释是：“议，谋也。”“议，言也。”②朱骏声注：“谓论事之宜。”③可见，“议”的基本含义是通过讨论、协商来寻求事情的理想处理方法，“议”的活动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通过语言进行协商(“语”)；第二，协商过程中有理性的思考(“谋”)；第三，协商的目的指向事情自身可能具有的最为恰当的解决方式(“宜”)。在典籍中，“所议之事”主要是政治事务，如“议储”、“议兵”、“议勋”、“议罪”等等，都可以归之为“议政”即政治协商的范畴。 这种政治协商活动起源于氏族社会的军事民主制，在国家出现后演变为一种固定的政治制度并不断成熟。西周以后，所谓“议政”的形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政权体制之内的协商，即君民之间、君臣之间的协商活动，包括咨询、朝议、谏议等形式；另一种是政权体制之外的协商，包括士人的清议、基层的乡议等形式。以下本文对这两种形式分别进行考察。 (一)政权体制之内的协商 1.咨询。这里所说的“咨询”是指统治者就政治事务向普通民众征求意见的活动，这种咨询活动有助于统治者了解民意、掌握信息，以便更好地进行决策，这种咨询活动就具有政治协商的性质。 《诗经·大雅·板》就提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尚书·洪范》中箕子对周武王言，如对政事有疑问，在询问卿士和卜筮的同时，还要“谋及庶人”。西周至春秋时期天子和诸侯都设立了“三朝”制度，即“外朝”、“治朝”、“燕朝”，后两者合称“内朝”。其中的“外朝”是指天子“大询众庶之朝”④，即国家在面临重大的事件时向普通民众咨询意见、宣讲政令的集会。根据《周礼·秋官》的规定，“外朝”由小司寇来负责组织，其职责是“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尽管这种“外朝”的举行并非经常性的，但这种制度设计为君民之间提供了意见沟通的渠道。 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清楚地认识到民众对于政权兴亡的决定作用，提出“导民使言”政治理念。如《国语·周语上》载，西周时邵公谏厉王止谤时谈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据典籍记载，古代君主倾听民意的方式多种多样，晚清思想家魏源曾列举了如下十六种：彻膳宰、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士传言、遒人木铎以徇于路、登歌谣、审诅祝、察谤议、太学之士上书、召见耆老⑤。尽管上述形式有些只是一种理想，但其中包含了明确的通民情、达民隐、申民意的政治诉求，无疑对于动员社会基层进行政治参与和协商具有积极的作用。 2.朝议。所谓“朝议”就是朝堂议政，是君臣之间就国家大事进行商讨的制度，其以“和而不同”作为理想性的协商原则和目标。尽管这种议政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协商，但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包含了政治协商的基本要素，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协商形式。 西周末年史伯提出了著名的“和同之辩”：“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⑥。所谓“同”就是无差别地同一，所谓“和”就是在包容差异基础上有原则的统一。春秋时期的晏婴将“和同之辩”应用于君臣关系问题，确立了“去同取和”的政治协商原则：“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⑦。其后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⑧，使“和同之辩”发展为“君子小人之辨”，明确地将“和而不同”作为君子的人格标志和处事原则，对中华文化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