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的推动下，研究范式完成了自19世纪中后期便已开始的重要转型，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系列与传统方法根本不同的特征，并由此催生了当代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三大流派。当前，国内对于当代西方政治学思潮的评析，尚未在深层次的方法论领域充分展开，从根本上制约了研究的科学化和学术化水平。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为参照，剖析当代西方政治学演进的深层方法论意义，对于厘清错综复杂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知识图景，把握其主旨脉络及发展趋势，批判地汲取其积极成果，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一、理论起点由抽象概念转向政治实践活动的唯物论倾向 当代西方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理论分析的起点由过去的抽象概念(本质)逐渐转向政治实践活动。在当代政治学家看来，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之所以缺乏科学性并遭否弃，一个根本原因，是其理论分析存在一个凝固不变起点，即诉诸于事物背后的抽象本质，加之理论分析过程充斥着思辨式的演绎和价值判断，具有极大的主观任意性。例如，从一个先验的抽象人性假定出发，就可以推导解释包罗万象的政治状况，这种万能公式型的事后分析方法，对于探索规律以及指导实践意义不大。19世纪中后期，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方法论在科学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将理论起点转移至“正式的文献记录”的“历史—比较分析”方法，以及从实际制度和机构出发分析政治现象的“法制研究法”和“机构研究法”。二战后风行一时的行为主义革命，更提出要用“纯粹”客观的科学方法彻底改造传统政治学，强调理论的出发点不应是陈腐的历史文本或静态的制度、机构，而应回归运动发展着的现实政治生活或政治实践。但实际上，“他们在方法论上把主要的注意力仅仅放在政治过程的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上，而不是放在关于政治是如何运作的中心理论上。”[1] (58页)这就决定了其理论起点仍然是凝固的东西(是事实而非现实)，没有渗入任何“活”的和“能动”的因素，加之所谓“纯”科学的方法片面追求分析过程的可演算性，其理论的内在逻辑是线性的和封闭的，因此最终只是成为一些政治现象的刻板和机械的描述，对于发展变化着的政治实践活动，很难提供规律性的认识和建设性的建议。 作为行为主义革命未尽事业的延续，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政治学中兴起的后行为主义革命放弃了用所谓纯科学模式来精确解算政治活动的信念，承认历史有机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理论的科学性问题上转向真理性标准与实践标准的统一。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即主张政治与社会目标和行为相关联，作为政治人，要以身载道，以行动的姿态去改造社会。这首先从方法上保证了理论的起点是能动的人的行为活动，把这种活动过程的研究与社会现实运动过程联系起来，就可能建立起与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象相匹配的理论，进而指导政治实践。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在实际操作层面(运用经济学工具)发展了后行为主义的方法论理念。它们都强调人的行为活动是政治分析的核心，不同之处在于，理性选择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侧重于“经济人”的自利行为趋向，主张根据个体经济行为的偏好观察政治制度，新制度主义学派则觉悟到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载体，强调个体的行为(包括自利行为)受现实政治制度、组织模式和社会文化范式的规则驱动。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是辩证的唯物主义方法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它主要体现于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立场和观点中。唯物史观认为，传统的主流政治理论依赖于一个绝对的、先验的理论起点，无论这个起点是抽象的伦理原则、上帝，还是以人权、自由、博爱等抽象原则为基础的理想化政治制度，都是试图通过人们对社会的某种意识(思想动机)，解释说明社会的现实存在，颠倒了(社会)意识与物质(社会存在)的关系。与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2] (92页)。也就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3] (741页)。同时，对于政治学领域中所谓“关注历史文献”的比较方法，马克思曾指出，“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顺序来排列”来表达对社会历史认识的经验论方法，无法“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最终只能得到“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2] (73页)。唯物史观也反对那种把社会历史现象归结为“自然科学的‘纯’事实”，“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的机械唯物论方法，“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忽略了事实本应是能动人的现实活动。“对此恩格斯已明确地提醒人们注意。这种错误来源的实质在于，统计和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精确的’经济理论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发展”[4] (53-54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原则包括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第一，这种方法论的理论前提是现实的人的政治实践活动而非抽象的人。第二，政治生活中人的活动遵循经济学的规则。唯物史观强调，对于社会结构和制度变动的动因分析，要从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人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3] (741页)。第三，现实的人的活动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 (67页) 作为引领时代精神的科学理论，早在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就已率先从方法上批判了传统政治学中的唯心论、经验论和机械唯物论倾向。这种批判，与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在理论起点上否定传统政治学，由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形式分析转向以政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现实分析，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当代西方政治学主张政治研究要面向人的政治实践活动，一方面强调个体政治实践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重视历史的制度性因素对个体政治实践的规范效用。这些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所倡导的以实践范畴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原则相当接近。因此也可以说，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演变具有积极的唯物论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