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及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批评掀起了一场语言革命：人们纷纷把视线聚焦于文本的语言形式结构，把语言从工具论中解放出来，还语言以本体的地位，形成了一股语言学批评的热潮。 中国当代语言本体意识的最初萌动来自1980年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注：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高行健对现代小说形式技巧的分析，给后来的批评家以深刻的启发。1985年黄子平率先对传统理论命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进行重新审读，指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却是忘却语言的艺术。语言被当作文学创作的‘副产品’放到‘最后’来说，更多的时候连这‘最后’也没有。”（注：黄子平：《得意莫忘言》，《上海文学》1985年第11期。）（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为了改变这种失衡的批评状态，他倡导建立“文学语言学”。尽管文学语言学研究已经崭露头角，但在整个文学批评领域中仍然显得有些萧条。唐跃、谭学纯有感于这种不景气境况，发出呼吁并正式提出“语言学文学批评”这一概念（注：唐跃、谭学纯：《寄希望于语言学文学批评》，《文论报》1986年11月1日。）。1987年以后“第三代小说家正在进行一场语言的战争”（注：王干：《低谷中的震荡》，《小说评论》1989年第1期。），先锋派作家对文本实验的痴迷，第三代诗人打出的“诗到语言止”的旗号以及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宣言，都代表了创作界对语言的重视。日新月异的语言实验促使理论界对语言作更深入的研究。李劼《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第一次提出了“文学性……在于文学形式的本体性演化，形式不仅仅是内容的荷载体，它本身就意味着内容”（注：李劼：《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吴俊《文学：语言本体与形式建构》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形式建构”（注：吴俊：《文学：语言本体与形式建构》，《上海文论》1988年第2期。）；李洁非《语言艺术的形式意味》肯定了形式意味在语言艺术中的重要性：“语言作品一旦缺乏形式意味，最容易湮没于日常世界之中，最容易失去自己的意义。”（注：李洁非：《语言艺术的形式意味》，《文艺争鸣》1990年第1期。）可以清楚发现，这三篇文章都在演绎一个共同的主题：语言形式本体论。语言形式作为文学的本体终于在众多作家和批评家的不懈努力下盛装出场了。 90年代随着创作界先锋实验文本的退场，文学批评界的“语言热”也渐渐降温，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批评也潇洒地告别了文论舞台。在来势汹汹的文化研究的大潮中，仍有一些学者坚守在语言学批评的阵地上。与前期热闹繁荣的局面相比，虽然在数量上呈下降趋势，但在质量上却毫不逊色：这一时期语言学批评的研究视域进一步扩展，不再局限于与当下的文学创作进行有效互动，而是把批评的海岸线一直延展到20世纪初期；也不再满足于对某个文本、某类文本作语言结构形式上的精雕细琢，而且还放眼于整个20世纪文论，对20世纪文论作语言学的巡礼。张颐武《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以宏阔的视野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对20世纪以来汉语文学在语言观念、语言运作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与发展作了深入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索21世纪汉语文学发展的新策略。韩毓海也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新文学的三次语言革命。韩毓海认为“只有不再把语言当作媒介而当作目的的时候，只有不再把文学当作工具而当作目的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语言革命才会发生”。（注：韩毓海：《新文学的宏观视角——论中国新文学的三次语言革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2期。）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细致探究了语言变革与新诗创作之间的关系；刘俊《论百年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衍变》致力于勾勒百年中国文学（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语言观念的演变轨迹；王一川则把目光收缩到建国后五十年来的文学语言研究，着力分析了1949年至90年代文学语言呈现出的四种形态。（注：王一川：《近五十年来文学语言研究札记》，《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除却这种宏观的研究视野，还有一批学者从微观入手精细考察某一段历史时期语言与文学或与批评之间的关系。邵滢《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认为语言变革促发了现代文学批评在批评对象、批评向度、批评话语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谢应光《“科学”、“民主”、“革命”：语言学视野中的五四文学精神》从三个关键词“科学”、“民主”、“革命”体察和领悟五四文学的精神；杨匡汉的《从语言角度研究“文革文学”》、孙德喜的《高度理性化的独语——“文革”文学语言论》、谭学纯的《文革文学修辞策略》等文章则对被人遗忘或一笔带过的文革文学话语进行深入的解剖，剔抉出它的话语特征和修辞策略。 无论是对语言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构想与论证，还是对语言本体论的倡导与实践；无论是从宏观历时层面把握百年文学语言的历史演进，还是从微观共时层面细琢某一阶段的语言策略，这些努力使语言学批评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繁荣昌盛的局面。不仅厘清了某些争论已久的问题，而且也发掘出以往研究中被忽视、被遮蔽的问题，从而使百年文学在语言学视域的观照下凸现出新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