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这似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大众文化作为一种事实存在，每一个研究者都会有直接的感性认知，它通过影视图像、商业广告、消费娱乐方式以及畅销书等传达给我们。问题在于，我们用理论来描述和概括这种事实存在时，出现了某种不对位，因此关于大众文化的界定莫衷一是。有的学者提出在引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时要注意到中国语境的规范与“再语境化”的问题（注：参见傅守祥《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批判理论的批判与中国语境的规范》，载《求实》2004年第2期。），这无疑是有道理的。在此，我不想纠缠于理论，只是把我们所面对的事实存在作为一种预设前提，从这一大背景出发，探讨文学在其影响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一 大众文化的兴盛依托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文化产业是一种建立在明星机制上的生产方式，它通过大众文化的平台，为我们的社会不断地制造出明星。明星是文化消费的焦点，也是文化经济增值的支点。一般来说，那些与视觉形象发生密切关系的文化产业更适合打造文化明星，但是，随着中国进入全面市场经济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文学生产也开始成为打造明星的平台，这缘于中国文学当下的生产机制的特殊性。尽管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图书出版权仍掌管在国家手中，但市场经济的全面放开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书商”，书商为了有效地、快速地将文学转换为增值的元素，大胆启用了打造明星的生产方式。 余秋雨是较早被文化产业包装而成的文学明星，也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被文化产业打造得最为成功的文学明星。此后，贾平凹、张平、池莉、虹影等作家都相继被作为明星精心包装，但他们的明星效应远不及余秋雨，有的只是成为稍纵即逝的流星在大众文化的舞台上红火了一阵。在文学生产明星化的最初阶段，书商们多半是从已经有影响的作家中挑选合适的对象加以包装；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环节，书商们从有潜力的年轻人中发现明星坯子，从培育到包装一直到推向市场，形成所谓的一条龙服务式的市场运作模式。韩寒就是这种文学生产的头一批少年作家之一。有意思的是，培育这些少年文学明星的温床是一份纯文学刊物，即由上海作协主办的《萌芽》。1997年，《萌芽》联合几所大学共同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举办这个大赛的初衷是刊物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境。没想到比赛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上海十七岁的高一学生韩寒在这一届作文大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其后，韩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重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文学明星也就粉墨登场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不仅挽救了一份纯文学刊物，而且还开启了制造文学明星的路子，这大概是《萌芽》的编辑们所始料不及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直轰轰烈烈地举办至今，一个又一个少年明星作家也由此诞生。如今这批以明星化的方式推出的少年作家构成了一道瑰丽的风景，有人将其命名为“80后”作家群。当然，这些年轻的作家并不都是用明星化的方式推出来的。有的虽然也是通过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但一方面他们也许不愿意接受明星式的打造，另一方面他们还欠缺被打造成为明星的条件。因此，有人将这些作家区分为“偶像派”和“实力派”。偶像派显然是通过明星化的方式获得成功的，他们必须将明星的派头做足。比如另一位偶像派少年作家郭敬明的造型，就足以吸引崇拜者的眼球：“一头染成黄色的长发，削得长短不一，半遮半掩地挡住了眼睛，不仔细看，很难注意到那双眼睛竟然是蓝色的（是隐形眼镜的功劳）；额头上横系着一条淡蓝色的细带，长长地垂到肩上——见郭敬明的第一眼，感觉他像极了漫画里的人物。”——这是一份时尚类报刊记者对郭敬明的描写。郭敬明登上了《福布斯》2004年的“中国名人排行榜”，以一百六十万元的收入排在第九十三位（注：参见李菁、苗炜《郭敬明：商业上最成功的少年作家》，载《三联生活周刊》2004年第25期。）。这与其说是文学的胜利，不如说是明星化的胜利。 从市场运作的原因来说，文学生产的明星化自然是为了以迅捷的方式获取最大的利润；而从文学自身来看，明星化向文学的不断侵蚀反映出文学精神内涵的日渐稀薄。当文学的意义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时，作家的形象就成为被开发的资源。追逐明星不过是人的神性崇拜在现代社会的反映，神性崇拜可以说是人类的文化本能。在传统社会，文学成为人们神性崇拜的重要承载体，文学作品深邃丰厚的精神内涵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情怀，攫取了人们的心灵。如今，文学中这股浓郁的宗教情怀被世俗欲望的暴风吹散，消费社会也把人们的神性崇拜引向世俗的途径，这就有了当代乐此不疲的追星现象。明星崇拜从本源上说是与宗教崇拜相通的，因此，文学生产的明星化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文学中的神性崇拜，只不过是将文本的神性崇拜转移到作家的神性崇拜。其实，这二者是有根本的区别的。明星崇拜浸透了文化产业的商品性和物质性，作家一旦被当作明星包装起来，就成为被抽空了内容的纯粹物化形象，在市场上具有最大的交换价值，最有影响的明星实际上是最完美的商品。在对文本的神性崇拜中，人们可以获得精神上的内在超越，而在对文学明星的崇拜中，只能导致对物的崇拜和对形象的戏拟。那么，由于文本与作家之间天然的纽带关系，是否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我们通过一种主观的努力，把明星化中包含着的神性崇拜因素导入文学文本中，也就是说，将文学文本的精神性赋予明星的意义阐释中？如果存在着这种可能性，那么文学生产的明星化也许对文学精神内涵的式微会带来某种刺激。问题在于，对于明星的阐释权并不在文学批评家手中，而主要是在市场和大众传媒手中。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结为一体，共同打造文化明星，它们只对明星的物质性形象感兴趣，因为这涉及到它们的共同利益。比如余秋雨，这是它们手中最有分量的文学明星，他的市场价值一直坚挺，但大众传媒几乎从来不去讨论关于他的文学作品的话题，而是不断地炒作他的纠缠不已的官司、暧昧的历史以及与一位演员的婚恋。同样，“80后”少年作家群尽管来势汹汹，但始终还只是大众传媒上的话题，文坛对他们则表现得相当冷淡。在我看来，这种冷淡其实是文坛拒绝明星化的一种过激的反应。公正地说，“80后”并不完全是明星化的产物，就像将他们区分为偶像派与实力派一样，其中一些年轻作家的确是在执著地追求文学性的，他们带来了新的叙述方式和审美情趣，我们没有理由对他们一概表示拒绝。 二 毫无疑问，不是所有的文学元素都会获得大众文化的青睐，类型化是大众文化最基本的特征。类型化首先表现在体裁样式上，比如侦探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这些小说样式在结构上高度类型化，只要把现成的材料填充在相应的位置，就可以成为一篇文学作品，非常适合高效复制。如今，在大众文化的强势影响下，类型化对文学写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比如人物的类型化、情节的类型化、语言的类型化以及构思的类型化等。不可否认，文化产业具有高度灵敏的嗅觉和对利益的洞察力，它能从文学作品元素中发现那些最有增值可能性的元素，将其类型化，迅速进行再生产。而另一方面，类型化所包含的经济利益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使得他们的创作有意无意地朝着类型化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