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论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也正开始了一个新的理论建构期。这一新的理论建构期不仅宣告先前居主导地位的一套文论体系的终结，而且也宣告这一新的理论建构开始呈现新的体系特征。那么，这一新阶段为什么会随着新世纪而开始，规定其开始的基本条件是什么，这一新阶段又将如何开始？这类问题的求解不仅是为这新的开始助产，而且这求解就正构成这开始。本文将就此展开。 一、全球化语境对既有文论体系的解构 现实地说，全球化的更为切近的理解，应是不同国家与民族间在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交流，相对于每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是得之于他国与他民族的更多的机遇、支持及更充分的参照。理查德·罗塞克兰斯和阿瑟·斯坦曾专题论证过进入现代化阶段各国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关系，他们提出，相互作用关系无论是合作的还是对抗的，都以相互作用各方的独立性为前提，以其差异性为条件。[1]尽管这种独立性与差异性通常是以某种共同性或接近性表现出来。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展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积极能动的作用，表现出越来越充分的独立自主性；不管发达国家的某些组织与人物怎样试图借助科技、信息或跨国经济活动而渔利，他们都无法回避第三世界国家愈益独立自主的现实，因此不断地陷入出于控制的动机却不断遭到反控制的困境，而且这些反控制的力量又正是他们的控制行为所培育。这里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全球化的科技、信息及跨国经济活动并不是作用于一个被普遍性所统治的世界，而是作用于一个充满国家与民族差异性的世界，这些彼此差异的国家与民族各有自己的根，它们把全球化的营养汲取进来，茁壮的是彼此差异的枝干。可以说，全球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改变着解构着先前主从多重性国际关系，实现着或建构着相互依存的多元的国际关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日益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日益展开的多元对话，这便是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也是这一进程的成果。 中国既有文论体系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不间断的政治斗争而建立起来的权威文论体系，这一文论体系的基本特点有三，即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唯物论之认识论的哲学基础，逻辑两分法的方法论。（注：详见《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2期。）这套体系进入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随我国政治领导人宣布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而解体或者终结。当时活跃的文论界人士多数都是努力地维系这一体系的合理性与权威性，但迫于国门大开后的学术态势，又不得不对之进行时代的解释与补救。这些解释与补救者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或自觉到，当他们用得之于西方的观点、角度、方法对这套权威体系进行解释与补救时，实际上就是开始解构这一体系，就是开始怀疑它的权威性。根据解构主义的常识性观点，解释就是解构。而国门大开正是全球化过程的中国启动，因此，不管当时的维系者们怎样经由解释与补救对这套权威体系予以维系，他们都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于这套体系的实际解构者。 随着全球化进程在中国的全面而且日渐深入地展开，对这套权威文论体系的维系的解构便日益成为自觉的解构。从维系性的解构到自觉的解构，可以看出解构行为的发生被一种不以维持者或解构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推动着。这股力量便是来于前面提到的全球化语境。 因为全球化语境所引起的中国文论体系的解构是通过解构前几十年所形成的封闭的、僵化的、形而上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生活理性或生存理性而进行的，所以它不仅具有时代普遍性，而且具有生活或生存的全息性，从理性意义说，它不仅解构着根深蒂固的片面化的认识论的理性内容，也解构着闭关自守的、过于政治化的实践论的理性内容，人们在先前情况下形成的时间观念改变了，空间观念改变了，价值观念也改变了。在这样的一种整体性的理性转换中，对于文论研究者说，他的文论理性也便随着整体性的理性转换而转换。这就形成了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体系解构的一个突出的理性特征，即全球化语境不是作用于文论理性，而是作用于融含着文论理性的生存理性，再经由生存理性的变化而改变与重构文论理性。这样的理性特征使得中国既有文论体系的解构体现出不同于既往中国文论发展的如下特点：一是它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社会的全面变革形成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关系，尤其是精神一体化或理性一体化关系，先前那种文论理性的相对独立性在这种一体化关系中有所消解，文论研究将更切近于现实生活的理性关注点与热点。二是这种一体化关系使文论研究更热衷于从社会整体性中而不是从文论自身去探询文论发展的根据。眼下，从文论之外研究文论几乎成为时潮，就在于研究者们切身地感受到那种社会整体性又融含着文论理性或生存理性的推动力，他们需要从更为宏阔的理性构架中思索与求解文论课题。三是当下发生的文论体系的解构是由外而内的解构，它不是文论体系内部借助于外部条件而形成的异己力量对既有文论体系的否定，而是全方位的整体性的解构。这就像春天来了，严冬的积雪与坚冰随之而整体性地消融一样。四是这种解构集中地体现为既有体系的解构。以上四个特点就决定了这样一种情况，无论权威文论体系的维系者怎样努力地或权威地维系这套体系，既然他们无法回避全球化的现实生存语境，他们也就无法避脱那理性的解构与建构，因此也就无可避免地去解构那套文论体系。 范畴与观点因体系而形成自己的结构，它们各有自己的关键词及关键词间的内在联系，并可以进行多层次的分解；在每一层次上都体系性地蕴含或旁涉着相关的理性内容，产生相应的体系规定。在同一体系中，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范畴或观点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但这都是合于体系规定性的理解与阐释，因此都是体系的建构或者完善，而非同一体系的理解与阐释。由于依凭的体系性不同，蕴含及旁涉的理性内容不同，其范畴与观点的理解和阐释，就既是对这些范畴与观点的解构也是对它们所依凭体系的解构。近几年国内学者所进行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由于研究者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中，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体系，因此不管自觉与否，他们都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解构者。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解构。如《文心雕龙》研究中近年来出现的文化学研究、现象学研究、体验论研究等，其实都是对《文心雕龙》的解构。至于当代文论研究，一些研究者借助于西方理论所进行的文学本质的研究、文论批评标准的研究、文学形式的研究等，这类问题都是既有文论体系中的老问题，但它们被借助于西方理论而研究，它们也便被解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