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在后现代主义的强势压力下，历史学家“已经改变了要献身严谨的研究来如实地重建历史的过去”的这种兰克式的态度和做法（注：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4页。），以往史学研究中奉为圭臬的客观性、科学性、真实性、实证性等标准也渐成为昨日黄花，当代西方史学家接越来越注意到史学的“文本”性质及文学性质——“对科学的合理性采取批判态度，已经导致某些历史学家否认历史学和小说之间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66页。），越来越注意借鉴和吸收来自文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和书写历史，如伊格尔斯所说，“对历史学工作这种科学精神的挑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本专业之外，是来自文学理论家和批判家，他们希望把历史学搞成想像式的文学”。（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8页。）罗兰·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就把历史写作看作是一种话语形式。他认为历史的叙事与我们在史诗、小说或戏剧里看到的那种想象的叙事并无不同。因为：（1）语言不能指涉语言外面的任何事物（世界、现实、过去），因此历史纪撰只能诉诸叙事，以使其话语具有意义和说服力。叙事代替了无能的语言，也是无能的语言的替代；（2）历史借用了虚构中发展起来的叙事，历史叙事最终与虚构叙事无法区分。（注：转引自卢波米尔·道勒齐尔：《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载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79页。）但注意到历史书写所具有的文学性质并对当代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有最大影响的也许还是海登·怀特的“历史若文学”的思想（注：对海登·怀特此思想，汉语学界比较好的解析，可参看黄进兴：《“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海登·怀特与历史语艺论》，台北《新史学》十四卷三期（2003年9月号），第81—121页。），而怀特最先阐述此思想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一书（注：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台湾已有刘世安所译该书中文本，名为《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上下册）（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译林出版社也即将推出陈新所译该书之大陆本。）则被认为是历史学“叙事转向”（narrativeturn）的标记，也被认为后现代史学的发源地。（注：参看《“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海登·怀特与历史语艺论》一文注释25和28，第87—88、89页。） 在《元史学》及其以后的系列著述中，怀特阐释了其“历史若文学”的思想，他“将历史作品视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言辞结构”，“试图确定历史作品不可回避的诗学本质，并且具体说明其理论概念被悄然认可的历史记述中的那种预构因素”，“史学家表现出一种本质上是诗性的行为”。（注：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序言》，陈新译，译林出版社即出。感谢陈新先生惠赐此书中译文的电子版，使笔者得以先读为快。）在历史著作在叙事的形式上，历史叙事=文学叙事=虚构叙事。他还引用罗兰·巴尔特有关“事实仅仅是语言的存在”的陈述作为他这部著述的座右铭，目的在于“我想强调的是历史事实是虚构出来的——当然肯定是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不过仍然是虚构的：它们并不以‘特定’面目出现或作为文献记载中已被包装成‘事实’的材料出现。”（注：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陈恒译，载《书写历史》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24页。）“历史学家认识到他们叙事中的虚构成分，这并不等于把历史编纂学贬低到意识形态或宣传的地位上。事实上，这种认识可以帮助历史学家避免自己成为意识形态先决条件的俘虏。许多历史学家往往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使历史编篡学更加接近其在文学情感中的起源，我们就可以辨别出我们自己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我们通常容易识别出我们所反对的那些历史学家对某些事件、系列的解释时带有虚构成分，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自己论文中的虚构成分。如果我们承认每个历史叙事都带有虚构成分，我们就可以把历史编纂学的教学提到更高的自我意识的程度。”“坚持主张所有的历史叙事中都存有虚构成分的作法一定会使某些历史学家感到不安，他们相信自己的工作与小说家的工作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历史学家所处理的是‘事实’，而小说家所对待的则是‘想象’的事件。但是叙事模式的阐释力量不是从内容中衍生出来的。事实上，历史——随着时间而进展的真正世界——是按照诗人或小说家所描写的那样使人理解的，历史把原来看起来似乎是成问题的和神秘的东西变成可以理解和令人熟悉的模式。不管我们把世界看成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解释世界的方式都一样。”（注：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见张京媛主编之《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178—179页。）不过，怀特也承认：“你肯定无法避免真理问题。因为这是写作历史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一方面，历史以虚构反衬来定义自身及其本质；另一方面，它排斥哲学。在许多方面，史学实践就像从它做什么中获得定义一样，也可从它不做什么中获得定义。因此，真理问题不可回避，进而，真理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可回避。20世纪语言哲学给我们的教导便是，脱离了真理的表现及其形式，就没有任何真理存在。如果真理在我们面前以说话的方式陈述自身，那么讲话的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你不能区别对待。”（注：见王利红、陈新编译：《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哲学译丛》2000年第4期，第74页。此处引文是海登·怀特的访谈答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