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712.7;1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5)01-0151-04 一 1985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杰姆逊到北京大学讲学，初次使中国学术界知道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接着，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一批中国学者开始推进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研究[1]。这一次来自西方的“话语移植”几乎与西方思想文化界对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关注同步推进。 英国学者斯特里纳蒂曾作过统计，从1980年到1983年，英国还没有出版书名与后现代主义有关或者论述后现代主义的图书，但从1987年到1991年间，这类书籍就出版了241种，这还不包括旁涉到后现代主义的书籍以及报刊中的有关文章。他发现，“关于当代社会中是否正在出现后现代主义，人们还是相对地说得很少。争论看来多半涉及到后现代主义理论，而不是涉及到把它确认为一种经验的现象。相对来说，很少有作者似乎要同这个问题：我们在自己周围的世界中能看到后现代主义吗？”[2](p245)很明显，他所关注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经验现象”而不是相关的理论，为此他列举了后现代主义的如下特征：(1)文化与社会之间差别的崩溃；(2)在损害实质的情况下强调风格；(3)艺术与通俗文化之间差别的崩溃；(4)时间与空间的混淆；(5)元叙事的衰落；(6)消费主义与媒介饱和；(7)新的中产阶级和消费者市场的出现；(8)对个体和群体身份的侵蚀[2](pp245-250,258-260)。所有这些表明，西方社会似乎已经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征候。 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征候，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及时作出了理论上的回应。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哈贝马斯，其《现代性：一项未竟的规划》等著作从“解放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明确提出现代性的启蒙并未完成，必须坚持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主义精神；现在需要加以拒绝的不是现代性和现代主义，而是作为保守主义之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据此，哈贝马斯同利奥塔等“后现代”理论家们就所谓“元叙事”问题展开了论战，在论战中力图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人类解放的理想[3](pp293-296)，并进一步提出了建立“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理性”的学说。哈贝马斯的学生魏尔默在捍卫老师观点的同时，在《现代性的持续》里提出了自己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中有什么新东西的话，那么它并不是对于现代性的激烈批判，而是对于这种批判的改弦更张。”“后现代主义最好应当被看成是对于现代主义的自我批判形式——一种怀疑的、反讽的但却是冷酷无情的批判形式；是一种超越了乌托邦主义、科学主义和基本原理论的现代主义；简言之，是一种后‘形上的’现代主义。”[4]（p.Ⅶ）“在最近10年关于艺术、文学和社会的所有论争中，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是最难以捉摸的部分之一。‘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属于‘后主义’概念和思维模式的网络，诸如‘后工业社会’，‘后结构主义’，‘后经验主义’和‘后理性主义’。所有这一切看来都代表了表达对于一个新时代黎明的感受的企图，这种黎明的轮廓尚不清晰，解释起来还很含混和具有开放性，然而在其中，对于‘理性之死’的核心体验似乎标明了一种历史规划的决定性的终结，无论那种规划被等同于文化上的现代主义、欧洲的启蒙主义，还是被等同于自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文明的范围。”[4](p36)他实际上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要义在于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反叛和背离，也是对西方思想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反叛和背离，而乌托邦思想、科学主义、本质主义等等，都是那些传统的具体表现。简言之，所谓“后现代主义”，其实就是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审美现代性”反传统精神的一种延续，正如《现代性的持续》书名所表示的一样。他同哈贝马斯一样，要捍卫作为启蒙的现代性之核心的理性主义精神，要反击“后现代主义”背离启蒙的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妥协。 杰姆逊本人也介入了有关论争，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里把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他看来，后现代文化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转型”的结果，已经丧失了现代主义在美学上和政治上的“颠覆性”，是一种“被驯化了的现代主义”，丧失了批判的锋芒[3](pp313-315)。这就是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实质上迥然不同；前者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抵抗”，后者则是向资本主义社会妥协和放弃抵抗。实际上，杰姆逊所采取的立场与哈贝马斯、魏尔默表面上不同，实质有内在的一致性，即把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看作两种不同形态的东西。尤为重要的是，哈贝马斯、魏尔默、杰姆逊和其他一些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西方学者，大体上都是站在一种哲学批判或文化批判的立场来看待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包括其文化）之间的分野，并且或多或少地站在现代性的启蒙主义立场上去审视和批判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立场和态度，几乎成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后现代主义问题上的共同特点。就连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卡林内斯库也看出了其中的一些端倪：“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观，霍尔·福斯特编的《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文选》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不管他们具体关注的是什么，该书的撰稿者们（其中有于尔根·哈贝马斯，肯尼斯·弗兰普顿，罗莎琳德·克劳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让·鲍德里亚，以及爱德华·萨伊德）似乎拥有一种共同的主张，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应分成一种好的、抵抗的、反资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和一种坏的、反动的后现代主义——是构成‘晚期资本主义’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3](p313) 由此看来，当代西方语境中的“后现代主义”问题，确实与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有密切的关系，的确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是“审美现代性”在当代的延续。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西方“审美现代性”反对理性主义传统的路向。哈贝马斯和魏尔默坚持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杰姆逊坚持文化上的抵抗和否定的精神，确实具有重要的文化批判意义。 从文化批判的立场去回应各种“保守主义”对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应当说不无根据。例如，斯特里纳蒂就一些后现代理论家们对“元叙事”的抨击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如果后现代主义不是又一种元叙事的话，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它提出了一种明确的认识观及对它的探求，加上它对于它所认为的、现代社会中正在出现的各种有意义的变化的总体描述。它自以为告诉了我们一些世界的真相，知道它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因此，很难看出为什么不应当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种元叙事……元叙事非但没有处于衰落之中，看来它们正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某种东西。”[2](p241)这种批判，显然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