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1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1672-3708(2004)04-0013-06 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台州学院等单位联合发起主办的“全国美学与文艺学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2月6日至8日，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临海市召开。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美学与文艺学信息、探讨美学与文艺学中的新问题、力求二者走向互补、交融与创新。大概可以说，这是近20年来第一次自觉地举办这样性质的会议。对于文艺学与美学来说，这都是一种推动与挑战，它将进一步促使美学与文艺学面向现实，将会形成不断的对话和讨论、重新规范与界定、拓展与调整，从而走向更新与创新。 与会专家发言主要涉及美学与文艺学的11个学科前沿问题： 1、关于美学与文艺学纠缠不清的问题。杨恩寰教授（辽宁大学哲学系）认为，美学和艺术学都必须研究艺术范围内的审美问题。那么如何从美学角度和艺术学角度去研究审美的艺术和艺术的审美现象呢？艺术作为一种活动，是创造和欣赏艺术意象的活动，艺术意象必然交融审美意象。有时这两者就是一个东西，比如在一部分纯为审美而做的艺术中，像单纯的纹样、乐曲、舞蹈这类，没有明确观念因素的抒情艺术中，这时艺术就是审美，二者没有什么分别。但仔细考虑，就会发现那单纯的纹样、线条、乐曲、舞蹈，总是缘情而作的，由情而发的，其所呈现的情调、情趣、情致，各有不同。重情，这是美学所关注研究的，“使情成体”、“缘情造形”，这是美学课题。而造形、成体、构象，这是艺术学所关注研究的。对艺术的审美意象，美学更重情（质调选择）， 艺术学重形（制作技巧），就是在这里也应有侧重和不同。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审美意象只是艺术意象中的一个层面、一种因素，还有很重要的层面、因素，如观念、理想、情欲、欲望，艺术当然要根据观念、理想、意欲、情欲去造形，这样构成的意象，往往是理象、欲象、性象，这是艺术学所必须研究的。美学讲的“情感符号”，艺术学讲的“观念符号”并不一样。在美学中，意象是“情感符号”，在艺术学中，意象是“观念符号”与“情感符号”的交融。可见审美意象与艺术意象是不同的，美学中讲的意象是情感符号、形式，艺术学讲的意象，则是情理交融的符号、形式，审美与非审美交融而成的符号形式。美学与艺术学都讲“构象造形”，美学依情构造，艺术学除情外还依理（观念、智慧、理念、理想）与欲（欲望、意欲、情欲）去构造，二者肯定是有差别的。美学与艺术学都讲欣赏，美学讲审美观照、感悟、体验，艺术学除了审美之外，必定包括义理与欲念的解读。所以说，接受美学实质是接受文学和接受艺术学。 2、关于感性与理性问题。阎国忠教授（台州学院艺术学院）觉得，为感性自身确定一个地位，这是美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前沿问题。美学从创立之日起便处于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影响的支配之下。鲍姆嘉登把美学称之为“感性学”，但他把感性限定在认识论范围内，定义为“低级的认识论”。康德赋予感性以更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感性不仅是感性，而且包含着过渡到理性的先验的可能性，美学如果能够成立，就在于作为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中介的审美判断力的存在。黑格尔把美等同于理念。他认为，美与真不同之处仅仅是它具有感性的形式，而感性形式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是个被扬弃的概念。黑格尔的弟子卢卡奇后来是皈依了马克思的，但他却误解了马克思的话，把“自然限制”的不断退却当作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当作艺术活动的根本追求。其实，感性在美学中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因为感性不是别的，就是人的社会化了的自然本性，就是自然所赋予人，从而使人有可能向理性延伸的一切。感性是理智、情感、意志的共同基础。不仅理智要依恃于感性，情感、意志同样要依恃于感性。理智在通往真理的途中要对感性加以分析、概括和抽象，但是它所抽象的东西永远是感性的一部分。理智是采矿者，感性则是伏脉深广的矿藏；理智是气象学家，感性则是瞬息万变的大气环流。理智的任务是引导感性，而理智自身的谬误常常要靠感性来纠正。所谓“工具理性”就是失去了感性依托从而工具化了的理性。感性与理性的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感性的，其次才是理性的，人只有作为感性的人，才可能与感性的自然建立起和谐统一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在《手稿》中讲的，人对自己本质力量的全面占有（感性与理性），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应该成为美学研究的根本课题。 3、把信仰与爱作为美学研究的一个维度。潘知常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认为，在美学的新百年、新千年来临之际，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真正的美学问题。其中，“信仰启蒙”是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从学术背景的方面，20世纪中国在人与自然层面引进了“科学”，在人与社会层面引进了“民主”，但是在人与自我的层面未能引进“信仰”，这导致了一系列的根本失误，其中，也包括美学研究的根本失误。其二，从美学自身的方面，事实上，美学研究必须也只能在信仰维度上展开。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未能这样去做。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信仰启蒙”，从而真正推进新世纪的美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