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章程是指书院为维系书院正常运转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也称规程、学程、条例、馆规、日程、条规等，最早的章程是由南宋状元徐元杰制定的《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清代大多数书院普遍采用章程来实施管理。满族入主中原之后，通过不断调整文教政策，取消书院长期以来盛行的讲会制度，使之成为宣讲程朱理学和培养科举人才的机构，书院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使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多数书院都通过制定和完善章程，将书院的各项管理以制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其成为清代书院为科举服务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书院与科举关系在微观层面的具体体现。本文从书院山长选聘、生徒甄别和经费资助三个方面对清代书院章程如何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展开论述，以获教于各位方家。（注：书院教学管理亦是章程的重要内容，但因篇幅限制，在此无法详述，笔者将另外撰文论述。） 一、延聘山长——科甲出身为基本条件 山长是书院的唯一学术带头人、主讲兼行政首脑，是书院实施科举教学的核心人物（注：一般来说，每所书院都有一位山长，只是名称不同而已。但也有极少数的书院没有设山长一职，如《桐乡书院志》云：“书院必有山长，惟桐城各书院俱无，皆因经费不足也。吾乡书院亦费绌，未能专请山长。”）。因而书院的创建者或者修复者都十分重视山长的选聘工作。一般来说省会书院的山长选聘是由督抚决定，而府州县书院山长聘任则因创办或修复主体的不同，而有官府推荐和乡绅公举两种方式。但随着由官府推荐的弊端日渐显露，以公举方式选聘山长成为一种普遍方式，有的书院还明确表示不需要地方官吏推荐。 为使书院山长选聘规范化，大多数书院都制定了相关的章程，从“德”和“学”两个方面对聘任山长的条件进行了严格规定，辽宁的聚星书院规定山长须择“经明行修、素有名望者”，“必品学端优，堪为士林矩矱”。[1] 其中“学”方面的要求一般是以科甲等第为标准的。大多数书院在选聘山长时，明确要求被聘者为科甲出身。甘肃的五泉书院明确规定：“书院掌教宜择品学兼优、专以训课为事之举人、进士，由兰州府以礼聘请。”[2] 广东相江书院也有类似的规定：“书院掌教，递年由绅士公同访定已登科第、品学兼优之先达，禀请本府查实，具关延聘，不由官荐，以致有名无实。”[3] 科甲出身成为书院聘任山长的必备条件，正如程廷祚所言：“山长之选，限于资格，非翰林甲科不能与，而多不得志于仕进之人。”[4] (p1432)书院选聘科甲出身者担任山长是科场激烈竞争在书院教学、管理过程中的重要表现，也是书院为科举服务的重要保障。 在选聘山长时，章程对被聘任者出身的要求是根据书院层次的高低而定的。换言之，书院选聘山长出身的高低与书院层次的高低基本是一致的。层次较低的书院选聘山长时，对其科甲出身的要求相对较低，府州书院一般由进士担任，大多数县级、乡村书院则是由举人、贡生或副榜担任。而在总数达4000余所的清代书院中，数量最多的书院是县级、乡村书院，因此举人和贡生应该在书院山长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这可以从刘伯骥先生对清代广东书院山长出身情况的统计结果中得到应证：“最多为举人(198名)，其次为进士(150名)，又其次为贡生(76名)，翰林(33名)，副榜(18名)，生员(13名)。”[5] (p261)在其统计的515人中，举人出身的山长占38.4％，贡生占14.8％，副榜为3.5％，进士出身的占29.1％，翰林为6.4％，生员占2.5％。在这一统计中，进士、举人、生员和翰林出身的山长占总数76.4％，表明科甲出身成为书院山长的普遍要求。不仅如此，举人和贡生的比重为56.7％，占书院山长总数的一半以上，明显地反映出层次较低的书院在选聘山长对其科甲等第要求相对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著名书院是以学术造诣为选聘山长的首要条件，而且在其章程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山长的出身，这是否意味着这些书院对于山长的出身没有要求呢？笔者以清代几所著名书院山长出身的史料来回答这一问题。在清代岳麓书院的37位山长中，有22位进士出身，5位举人出身，1人制科出身，史料不详或者没有出身者10位，其中有进士和举人占总数的7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乾隆十年(1745年)房逢年任山长开始，至岳麓书院1903年改制完成的158年，历任山长都是进士出身。（注：毛德琦编：《白鹿洞书院志》卷5《主洞》，转引自《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页1150。另李才栋的《白鹿洞书院史略》提到了张文瑞、罗启曾任白鹿洞书院山长，但二人均是太学生。）清代岳麓书院“发科者称极盛云”，[6] 应该是与这些科举出身山长言传身教息息相关的。康熙时期白鹿洞书院先后有7人出任山长，其中除邵良杰为解元之外，其余6人均为进士出身。③ 据有学者统计，雍乾嘉三朝白鹿洞书院山长中影响较大的有23位，除1人(吴嵩梁)为举人之外，其余的22为山长全部为进士。[7] (p151-155)江苏《如皋县续志》卷三所载《安定书院院长题名录》共录山长10人，全部为科甲出身，其中进士2人，举人8人。[8] 江苏暨阳书院乾隆三年至道光年间的32位山长中，进士出身的18人，举人出身的10人，制科出身的1人，其余3人为副贡，科举出身者占暨阳书院山长的90％以上。[9] 由此可见，这些著名的书院尽管没有严格规定山长的出身，但山长基本上都有较高的科举功名。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学术大师基本上都是科甲出身，因此对于这些专门选聘学术大师担任山长的书院来说，科甲出身就成为可以忽略的条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