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宣布了一个重要学术发现：“一种文明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所有问题中最为复杂的一个。”其中，文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在现代文明中，“文化确已变得至高无上了”。形成文化的至上地位的原因是：第一，在现代文明体系中，文化已成为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第二，最近50年来，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地位，它“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法合理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1] (P79)。由此，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正陷入深刻的文化矛盾之中。 贝尔的理论和方法对现代中国教育学尤其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不难发现，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通过变革教育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切入并以此为核心内容，指导这个变革的核心理念主要有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教兴国”(或“教育强国”)。这两个理念同时也成为教育变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依据。虽然现在还缺乏足够的根据断言，已经进行的关于教育与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变革就是教育现代化进程本身，相对于目前意识形态中“小康”与“基本现代化”的目标，可能它只是教育的“前现代化”或教育现代化的准备，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变革不仅已经改变甚至部分根本改变了教育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状况(相对于在此以前的教育传统而言)，而且深刻改变了教育在文明体系中的存在性状。在经济与社会纬度，教育变革的效果已经突显，但如果换一个视角，从文化尤其是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纬度考察，问题就变得十分复杂，这种复杂性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现代中国教育正遭遇或已经遭遇深刻的文化矛盾。更值得警醒的是：如果将已经进行的关于教育与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变革当作教育的“前现代化”，那么，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价值观下，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可能一开始就处于深刻乃至激烈的文化矛盾之中。文化矛盾，不仅可能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阵痛”，并由此可能造成教育现代化的某种先天不足，而且直接而深刻地影响教育现代化的品质。 一、文化是现代文明最稀缺的资源和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在教育学的视域下，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矛盾，也许是一个边缘性因而难以厘清的问题。然而，一旦将文化放到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关系中，一种理论共识便很容易达成：现代文明最稀缺的资源、教育竞争力的最基本、最深层的要素是文化。 这一立论可以在历史和逻辑两方面找到根据。 历史的方面分理论的历史与现实的历史两个层面。在理论发展的历史方面，对文化问题的高度关注，回归文化在文明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是20世纪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和新前沿。马克斯·韦伯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三位理论大师之一(注：另外两位被认为是卡尔·马克思和尼采)，韦伯在20世纪20年代对世纪文明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在韦伯那里，被高度重视的不是经济秩序，而是作为文化现象的“经济精神”或经济的“社会精神气质”。韦伯的新发现，事实上是“精神发现”或“文化发现”。只要稍稍留意一下无处不在的“韦伯幽灵”，就难以否定这一发现的巨大历史价值。20世纪70年代，另一位学术大师丹尼尔·贝尔从相反的方面演绎和论证了韦伯的命题，提出韦伯所称道的“新教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正面临深刻的“文化矛盾”的著名观点，认定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痼疾的病灶和症结是文化危机，同样将学术触角指向文化。20世纪90年代，以汉普登为首的几位西方著名学者，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等七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百个著名企业进行调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不是财富，而是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是与价值体系相联系的文化及其传统。以上三种理论成果，可以代表20世纪关于文化之于文明意义的“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轨迹。 文化问题与一般学术问题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它理论到什么程度，也就现实到什么程度。在20世纪，现实发展正好与理论演进同步，文化日趋突显地成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竞争的最重要和最深刻的方面。如果说韦伯“理想类型”的现实指向还被复杂的理论系统所遮蔽，那么，70年代美国政治家兼理论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裸露无遗了。“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是：当代世界范围内诸多冲突的实质，不是军事冲突或经济冲突，而是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文明冲突”，文明冲突、文化冲突正取代军事和经济，成为世界文明体系中最根本、最激烈的冲突。应该说，“文明冲突论”不是思辨性的“发明”，而是基于历史事实的理论发现，当然，不可否认也是西方社会值得注意的新的政治理念。于是，列强应对“文明冲突”和“文化冲突”的战略，便不是20世纪以赤裸裸的血与火表现的“世界大战”，而是以资本输出为先锋，以文化渗透和文化殖民为“正果”的“全球化”。在存在巨大文明势差的现实条件下，“全球化”的实质，不仅是处于强势地位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文化大同”。在整个20世纪，欧美帝国主义曾依次经历了三种发展形态：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最新形态，也是最隐蔽、最富有欺骗性、因而在20世纪运行得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比起这种新形态，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只是原始的、粗野的、也很容易识别和遭遇反抗的“没文化”的帝国主义。在这种帝国主义面前，处于被裹挟地位的民族现代化，尤其是民族的教育现代化应当严肃反思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丧失了以往应有的警惕和警觉？我们是否在模糊的“现代化”理念下一开始就“文化缴械”而放弃坚持和抵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