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A.）是加拿大的著名学者。他的教育思想凝聚着他对社会变革和教育变革的深入洞察和思考。在急剧变化、社会转型的时代里，他强调教育革新要充分关照教师文化的变革。 一、后现代：教师文化的时代背景审视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虽然缺少严格界定，但已经可以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全新社会——后现代社会，它正在催生或即将导致教师工作和文化的重大变革。”[1]这是哈格里夫斯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社会变革及其对教师文化影响的一个基本判断。在后现代概念的理解上，哈格里夫斯不赞成有些学者把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与后现代时代（postmodernity）混为一谈。他指出，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文学、艺术学、建筑学、哲学等经常使用的术语，它包含着这些领域的特定风格和实践模式等，而后现代时代则体现着一种新的社会状态，混沌、模糊、复杂性、多样性、差异性、偶然性以及变革等都是描述后现代时代特征的关键词。后现代社会的这些新特征和新变化使得教师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这种挑战体现在教师工作的时间投入必须大大增加。其次，后现代时代的教学对教师的劳动强度有了更高的要求。再次，后现代时代的多变性使得教师的教学情感正在经受考验。除上述几个方面之外，在后现代时期由于人们偏激地强调共识与合作，教师的个性容易迷失，从而使教学职业原本具有的孤独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鉴于教师文化与其日常的职业生活之间的相属关系，这些变化都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教师文化中来。因此，考察后现代时期的教师文化就必须从教师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出发，充分关照其赖以存在的宏观社会背景和微观学校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哈格里夫斯把教师文化放在后现代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其价值、内涵以及未来发展是合理的，也是一种开拓性的探索。 二、变革的核心：教师文化价值的重新定位 在后现代时代，变革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对于处于社会变革中心的学校教育来说，其变革本应更为迅速、深刻。但是，综观近年来的国际教育改革，无论是课程改革和学校结构调整，还是教师专业化改革均鲜有成效，教育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不可否认，教育改革对教师以及教师文化的忽视是造成各种改革项目表面化和低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哈格里夫斯对此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鉴于以往的教育改革的弊病，他指出：“全球教育改革越来越被推向通过学校的结构调整、制度完善等来实现变革的轨道，而对教师文化却很少顾及……因此，将来的教育改革和教师专业化运动应该更加重视教师文化的价值。”[2]为了充分揭示教师文化之于教育革新的重要意义，他强调用一种三维的标准来审视教育变革，指出学校变革不仅在长度上要具有前后连贯性和持续性，而且在宽度上要摆脱视野的局限，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学校变革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即学校变革不能仅停留在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等方面的修修补补，而要致力于学校员工的价值观、教育信念、共同愿景、思维方式等的变革。而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教育变革之成败的决定因素都在于教师文化。 哈格里夫斯的这种重视教师文化的效用和力量的思想是符合文化的本真意义的。史谟勒（Small）曾经指出：“文化是机械的、心灵的和道德的技术之全部整备。在某一时期，人们可以用这些技术来达到他们的目标。”[3]可见，文化不仅是社会文明发展的表征，而且也可以被用作改造社会的武器。而对于文化价值的承认与接纳构成了哈格里夫斯的教师文化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此外，他对教师文化价值的认识也是建立在反思教育变革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人们在思维、观念上存在的局限必然使教育改革带有现代性（modernity）的痕迹，强调行政干预、人为控制以及对文化的忽视是其突出的特征。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后现代社会更加注重人的思维、观念、情感、态度等因素对改善工作质量的影响，文化因而成为社会各个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哈格里夫斯大声疾呼重视教师文化在教育改革及教师专业化中的核心作用，这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即在后现代社会的背景下，教育变革及其教师专业发展的范式如何从关注有形的、外在的因素转向关注隐性的、深藏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文化因素。 三、以形式为中心：教师文化内涵的重新解读 解读文化的内涵有多种方式，不少学者如泰勒（Tylor）、克罗孔（Kluchhon）、维斯勒（Wissler）等都主张从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来领略其深刻含义。 对于作为学校亚文化的教师文化的研究，同样有很多学者习惯于从其内容方面来展开。我国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教师文化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它包括教师的信念、价值体系、行为模式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内容构成了教师文化的统一体[4]。这种从内容方面来进行的教师文化探讨有其自身的优势，但是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内涵甚广、界限模糊的概念，所以如果仅从内容方面来探讨，有时很难清晰、透彻地揭示其本质属性。因此，有必要重新考虑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教师文化。哈格里夫斯在这方面进行了独特的探索。他认为，考察教师文化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进行。教师文化在内容上包括特定范围的教师集体共享的态度、价值、信念、习惯、假设以及行为方式等，教师文化的内容外显于教师的所思、所说和所做。教师文化的形式包括处于特定文化群体中的教师之间的人际关系模式和联系方式，其划分的标准主要是教师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状况如何。基于教师文化的内容都是通过关系的若干形态表现出来的这一认识，他从“形式”的视角展开了其教师文化论，并由此将教师文化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个人主义文化（individualism）、派别主义文化（balkanization）、自然合作文化（collaborative culture）、人为合作文化（contrived collegiality）。其中，前三种是现状的形式分类，后一种是为了变革而采取的实践形式。对于每一种教师文化，哈格里夫斯都精辟地分析了其成因，并探讨了它对教育变革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