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一些人认为，道德教育在当代出现了困境，并把它的原因归结为工具理性或市场时代的多元价值的冲击，归根结底就是，现代性自身的危机给道德教育带来了危机和困境。但是，人们常说的现代道德的危机和困境是比较古代性而言的，道德教育的问题也是就现代性而言的。于是，我们不得不追问，道德教育在古代是否存在困境？或者说，道德教育自身是否存在问题？即，道德是否可经由学校(或社会，这里主要谈学校道德教育)教育获得，在何种意义上它可以获得？如果道德教育在古代不存在困境，那么，现代道德教育的问题就可以在比较中找到解决办法。比如重建道德体系以应对多元价值的冲击。如果道德教育自身存在问题，即在任何时代都有困境，那么，道德教育就需要区分两种意义上的困境：一种是通常说的道德及其教育的现代性境遇下的困境，一种是背离现代性境遇所产生的困境。 道德教育的困境在古典作家那里就有提出。苏格拉底早就提出过“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究竟是否可教，苏格拉底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是否是苏格拉底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把握呢？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说过，美德的获得是偶然的。尽管是偶然的，但毕竟需要通过教育而获得，并非指天生就有的。但在《高尔吉亚篇》和《美诺篇》中苏格拉底又怀疑美德的不可教。我们可以看到，在《理想国》中始终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哲人的，一种是大众的或政治的；在《高尔吉亚篇》中也有，智者的声音就是代表政治社会的。两种声音的安排体现了柏拉图的写作意图。施特劳斯认为它表现了一种“隐微术”，即柏拉图的写作体现了高贵的谎言与真理，也即显白的教诲与隐微的教诲。[1]按照这种说法，“美德是否可教”就意味着存在一种道德谎言或虚构，即美德或许对大众而言不可教，但又不得不对大众隐藏，并且还要以高贵谎言的手法说美德可教。柏拉图说的“人人可以至善”就是显白的教诲。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倒没有隐藏自己的声音，他把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并认为前者可教，后者经由习惯而养成。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明习惯的养成时限问题，事实上习惯的养成总是一个持续而无终结的过程，因而不能用一时的状态表明某种道德品质的具备，因此，他所说的“习惯养成”表明了道德教育的难题。此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伦理德性的养成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说的，他没有像他的老师那样在哲学上对美德教育问题进行探讨——他是在非哲学层次上(柏拉图的《法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都是在这个层次上)探讨政治城邦的德性教育。因而，亚氏的德性(政治德性)教育探讨是针对“贤人”而非大众，大众的德性教育问题不得而知。 道德关涉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古典作家立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现代性作家立足于人的规范下的生活。但无论如何，从美德与规范两个角度看，道德教育都存在自身的难题。一种被召唤的美德总是与人的德行存在差距，人应当具有的道德品质与人事实上的品性同样存在差距，人应遵守的道德规范与人的实际道德行为也有差距。因为美德或人性的卓越总是偶然性的表现，人应有的道德品质是一种抽象的和静态的要求，且它并不必然总是体现为道德正确，人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则是普遍的规定，它必然与人的道德行动的偶然性存在背离。所以，道德教育自身的难题总是存在的，而不是因为现时代的变化才出现困境。如果把道德教育困境归结为现代性境遇，归因为市场时代和工具理性，必然寻求一种返回前现代或古代的思路，或者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但事实上这种思路拯救不了现实。正如卢梭所说的，人性往而不返，科学或许带来了人的不幸，但人不可能再回到自然状态。即便科学或哲学不走向大众，不像马基雅维里那样教授邪恶或把真理公布于众，道德教育问题依然存在。恰恰是哲学与洞穴的分隔，表明德性卓越的偶然性，以及大众的道德习俗生活的必要性。 道德教育自身存在的困境与人性假设问题密切相关。道德教育存在着一个人性的假设，即人性有善与恶之分，道德教育就是要抑恶扬善；如果人性无善恶，或者人性无法向善，道德教育就失去了根基。古典作家认为人性是善的，但是否走向卓越则只是一种可能，柏拉图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样板：霍布斯等人认为人性是恶的，他们放弃了人性卓越的追求，相信建立在人性自利基础上的社会更为稳当。不管人性如何假设，人性走向卓越没有普遍的规律，人性的卓越表现是一种偶然。如果把偶然性的东西当成必然性来规划教育，道德教育的困境就出现了。 二、西方道德及其教育的现代性境遇 古典作家从最高的意义上探讨的是一个德性社会。这种探讨与维护哲学事业或哲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柏拉图哲学中的哲人是一个始终追问“何为美好生活”的形象，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是一个与城邦保持相当的隔绝又站在城邦之内，同时又终身关切什么是“好”的哲人。正是由于他站在城邦之内又以哲学来审视社会，以真理替代洞穴之见，或者说用普罗米修斯之火去照耀洞穴，给“现代”青年带来诱惑，最终难免死在雅典民主社会之下。柏拉图的哲学事业就是要探寻哲人如何在政治社会中获得自身的生存方式，以捍卫崇高的哲学生活。在施特劳斯看来，如何处理哲学(哲人)与政治(大众)的冲突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