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炎黄子孙，不论在何处出生成长，不论操何种语言（包括陆、台、港、澳及新加坡，故本文以华人称之），都会认为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早在苏格拉底（Socrates，前470—前399）、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之前，儒家学说已展现了人类思想史的光辉一页。因此有些研究儒家的学者，认为这个全球化的大时代，正是儒家在国际思潮中发挥其文教影响的机会。对此，我们要提出几个问题： 经过二千多年的政治与文化沧桑，今日的儒学究竟是怎样的一门学问？与周公、孔子（前551—前479）时代的原本学说，有何不同？ 历代演绎出来的种种儒学版本，能否充分代表原本周、孔的学说？ 儒家学说的本质是怎样的？具有怎样的文教力量？于今日而言，又有何时代意义？ 儒学能够中兴、发展而成为新时代的文教主流力量吗？ 一、儒家对中国人社会影响程度的观察 解答这些问题之前，先要观察当前儒家思想对各地华人社会的影响。 学者多以为儒家对华人社会的影响是直接和深远的，事实不然。试看大家怎样回答下面的问题： 谁能说出《论语》共有几章？十章？十五章？二十章？三十章？ 谁能念出《大学》开头的五句？ 谁曾在小学、中学、师范或大学读过“四书”“五经”的原书？还是只读几篇节选的课文或文学史中的简介？ 谁能举出《荀子》中任何一篇的篇名？ 谁能举出三个孔门弟子的姓名及其特点？ 谁敢认同以儒家道德作为本人立身处世之本？ 谁敢说自己依照儒家道德去教导弟妹子女做人之道？ 试与西方人、印度人和中东人终生不离其经典教条相较，我们这自以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代，对儒家经典的认识只是肤浅及空虚的。再看此时的华人社会（大陆、台湾、港澳、新加坡在内），在学校和家庭里，究竟有多少儿童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他们的日常活动，是礼乐射御书数，还是半中不西的歌曲舞蹈？他们所诵习的是人本的“修齐治平”，还是神本的“绝对真理”？这说明： 一、各地华人社会对儒家思想的认知不足。与其说华人社会是儒家社会，不如称之为名义上的儒家社会。因为二千多年前原本的儒学精神至今已所余无几。 二、未来的华人社会，儒家传统的成分将会更少。其趋势是日益西化，连姓名也将如此：陈戴维医生、张玛利律师、林保罗部长、李提摩太教授等等，与颜渊、曾参等中国姓名格格不入。 上面指出当前儒家思想的文教功能几已消失殆尽。可是仍有学者抱着十分乐观的态度，他们以为这个后现代的时代，科技弊病丛生，道德沦丧，在危机震撼之下，追求世界和平的意欲在学术界和宗教界中渐显生机。他们以为这正是儒家思想国际化的时机，正好以儒家去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甚至可以发挥济世功能。请大家想想，果有此可能吗？要发挥济世功能，则必须先为群众接受。可是在今日的华人社会，已没有几个人真正认识儒家思想，更没有几个人愿意以儒家思想作为言行的准则，遑论普及于世界了。儒家的文献或为一些西方学者所欣赏，将之作为教学研究的课题，但与挽救后现代人类社会危机的鸿图大业，谈不上有何关系。 儒家思想由盛而衰，这是事实。至于儒家衰微的原因何在？则有待大家共同探讨。 二、儒家思想衰落之因：官僚化与教条化 先说儒家的来源。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博汲前贤的学问，集其大成；孟子荀子等承其说而发扬之，其学渐趋完备；在各家争鸣中，挟其博厚的见识，成为主流学说。到了汉初，被定为治国的理据（注：汉文帝始立经学博士，汉武帝时又分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武帝亲试天下士，选公孙弘董仲舒为首列。董仲舒请兴太学，置明师，以元养天下之士。武帝时，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由董仲舒依当时政治的需要，选择儒家学说中一些合用的理论，予以加工，制定了一套专为教化平民和管理国家的政教传统（注：汉初盛行黄老之术，董仲舒以阴阳灾异五行之法，提出主政行四时、天人合一等说法，成为一时思想的主流。）。自此官版儒学便代替了原本儒学，成为钦定的汉家儒学与治术；于是以周公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便与其它诸子百家之学都成为学术文献，再不能直接地影响一般民众的思想和行为。 这是儒家学说的第一种变化，即官僚化和教条化，其结果就是由本来是民本的、活跃的儒家，变成形式的、说教的制度。原本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和亲和力，开始消失。 以后各代以儒家自居的封官士人，便成为统治儒术的执行者。至于在野的士人，本可利用存世的儒家文献，继续发展真正的人本儒家传统，用以充实民生、启迪民智，以之抗衡官僚版本的儒术。即在政治制度控制之下，社会仍可不断创新，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可是历史自有其演变的轨道：先是汉学之兴，文字滋生，经学偏重于训诂，道统迷失于考据（注：先是有今古文之争。如今文诗有鲁、齐、韩三家，而毛诗则为古文诗之代表。）；继而魏晋的玄学和宋明的理学论天命、讲理气，左右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维；其后濂洛关闽的儒学门派（注：濂洛关闽之学，后人定此四派为宋代理学的正宗。濂学之开宗者为浙江之周敦颐（1017—1073）；洛学之开宗者洛阳之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2—1107）；关学为关中之张载（1020—1077）；闽学为福建之朱熹（1130—1200）。），于隔世出尘的书院中，各逞所得，这种清谈式的儒学，同样是远离了真实的人生（注：儒学本是入世之学，讲经世致用，主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事功。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应把所学所思用之于社会。）。执掌书院的学问家，在官僚制度之外，自成另一种权威体系。试想绛帐传经和程门立雪的故事，岂不是大异于孔氏有教无类的遗风么？（注：马融（前79—166）绛帐，据《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后世以“马帐”指通儒的书斋或儒者授徒传业之所。程门立雪，据《宋史.道学传二.杨时》：“[时]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这里引此二事，说明世称大儒者之排场与气派，与孔子“有教无类”、“如沐春风”之旨似有所违。）马融和程颐的著述，对中国文化社会的影响，大概只局限于士人阶级。农夫工匠、市贩走卒、妇人孺子，又怎能领会“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崇高理想？至于下达于民间的文字，就是学塾里的启蒙读本，如《千字文》、《三字经》、《幼学琼林》和《治家格言》之类。论文字技巧，或不乏精彩之作，但其内容则属官版儒学的入门初阶。在蒙馆任教的老师，有修养具智能的固然不少，但学而不化的腐儒也大有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