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而敏感的时期。一方面，正如4年前张斌贤教授所分析的那样，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在研究人员的数量、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课题的申报、经费的获取、研究成果的发表以及研究工作的外围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或困难，正处于“全面危机”之中，且这种危机是“基本的”、“全面的”和“令人震惊的”。不仅如此，在当今实用主义盛行、师范院校在职能和结构方面都面临改革和调整的背景下，教育史学科作为师范院校一门基础学科的生存空间已被大大压缩。但另一方面，“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朴素道理也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想象空间：教育史学科也可能在对“生存”问题的关切和对自身建设的反思中寻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有关教育史的学科反思，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首部学科史研究著作已于1998年问世。相比较而言，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工作略显滞后。本文试图对外国教育史著作类出版物的回顾分析，展示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发展轨迹、所获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为更为深入和系统的学科反思抛砖引玉。 一、20世纪80年代前的外国教育史著述回溯 从世界范围看，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19世纪中叶欧美各国师范教育系统的大发展之际。普及义务教育带来了对师资培训的巨大需求，欧美各国纷纷开设师范院校以解决教师培养问题，而有关教育历史的知识被认为是教师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遂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纳入到师范院校的课程之中。可以说，教育史的学科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师范生的培养方面。 在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系统研究开始于清末。1893年李家珍编写的《泰西教育史》（上海昌明公司版）是笔者见到的我国最早的关于外国教育史通史类著作；1899年由美国学者卫理口译、我国学者范熙庸笔述的《日本学校源流》（上海江南制造局版）一书可算是最早的专题史类著述；另一本较早的通史类著作是1901年叶瀚翻译自日本学者的《太西教育史》（能势荣著，金粟斋译）。同年，我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问世，并刊载了不少包括外国教育史在内的研究成果，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从此气候渐成。20世纪前20年，目前已知出版的通史类著述包括《东西洋教育史》（译者不详，1904年）、《西洋教育史》（张怀编译，1912年）、《西洋教育史讲义》（蔡振，油印本，1912年）、《中外教育史》（中岛半次郎著，周焕文等译，1914年）等。 与欧美国家一样，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获得长足发展得益于制度化的师资培训机构的建立，我国教育史学科的出现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教育改革而带来的师范学堂的兴起有关。自1904年《癸卯学制》要求“大学堂、进士馆、师范学堂课程中必需设教育史科”以来，教育史便开始成为我国师范教育系统内的一门重要课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也在师范教育的框架下快速发展起来，并在二三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入了被教育史学界称作为“第一个学术高潮”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教育史专著问世，其中有些至今仍不乏生命力。 在通史方面，姜琦的《西洋教育史大纲》（1921年）是这一阶段较早出版的一本，并一度被视为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最早的一部通史类著作。此后，仅以《西洋教育史》命名的著作至少就有杨廉（1926年）、冯品兰（1933年）、林汉达（1933年）、王克仁（1939年）和马宗荣（大夏大学部出版，出版年代不详）五个版本；此外，还有范寿康的《教育史》（含中外，1923年），雷通群的《西洋教育通史》（1934年）、王凤喈的《西洋教育史纲要》（1922年）、詹文浒翻译的《世界教育史纲》（E.P.Cubberly著，1935年）等。 在断代史方面，主要以编译著为主，如吴康译的《中世纪教育史》（格雷夫斯著，1922年）、《近代教育史》（Graves著，1925年）、《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E.H.Riesner著，陈明志等译，1934年）、姜琦的《现代西洋教育史》（1935年）等。在人物与思想史方面，主要著作有《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1924年）、《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1925年）、《教育理想发展史》（1929年）、《西洋十九世纪之教育家》（1931年）、《近代欧洲教育家及其事业》（1939年）、《西洋教育思想史》（1931年/1934年）、《西洋教育思潮发达史》（1935年）等。 在专题史方面，这一阶段较为注重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和学校制度发展史的研究，《法德英美教育与建国》（1930年）、《欧美学校教育发达史》（1934年）、《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1938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德国职业教育史、欧美初等教育史、欧美女子教育史和日本教育史等都有著作问世。 译著方面，可谓硕果累累，许多重要教育家的著作在二三十年代都被翻译了出来，如卢梭的《爱弥儿》、康德的《论教育》、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凯兴斯泰纳的《工作学校要义》、拉伊的《实验教育学》、克伯屈的《教育方法原论》、华虚朋的《文纳特卡教学法》、桑代克的《教育之基本原理》、柏克赫斯特的《道尔顿教育》、爱伦·凯的《儿童的教育》（又称《儿童的世纪》）等等。对杜威教育著作的翻译更是达到了顶峰，至40年代，有关杜威教育思想相继出版的译作就达13部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