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西撤，日军占领上海华界。由于外交原因上海两租界得以幸存（除虹口、杨树浦两区），处于日本占领区的包围之中，与外界形成隔绝状态，被时人称为“孤岛”。 战争中上海遭到日军轰炸，教育事业损失惨重，一切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全被摧毁。“上海教育界遭遇了有史以来所未有的苦难时期。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下，战区的学校是大部分被摧毁了，而学生又因家庭之东西迁徙，住址不定，大部分也就辍了学，因此即便租界上的学校也因房租高涨和学生稀少而不能维持，三分之二以上的学校都在停顿的状态之中。”[1](p.7)但事变后不久，上海教育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是日本占领下的华界教育，各届伪政府企图在毁损的华界教育上建立一个新的奴化教育体系，华界教育遭到严重侵蚀，呈现衰败景象。至1940年上半年，华界仅有市立中学4所，小学101所，备案私立学校有区立小学189所，私立学校315所，与战前相比相差甚远。[2](p.866)与之相反的是孤岛教育的迅速发展。 一、孤岛教育异常“繁荣” 由于英、法两租界暂存，为300万失去了祖国荫庇的上海人民保留了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间。“唯上海租界，因庇外人势力，得保安全，各地难民集于沪上，此一角孤岛，乃逞空前繁荣之景象。”[3](p.977)随着战火的蔓延，周边地区的难民也避难上海租界。一边是租界外炮火连天，一边是租界内人口直线上升，1938年下半年两租界聚集人口400万，1940年初“达到500万以上，较战前增加一倍有余”。[4]集中于孤岛的人口有富商大贾，特别是江、浙一带的资本家，他们认为孤岛是避难投资的理想场所，于是冷清的租屋、旅馆重新兴隆。沦陷区的难民大量流落租界街头，他们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又吸引着官僚、外国商人和冒险家来到这里冒险淘金。这一切迅速造成市场需求的扩大，随着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地区的相继沦陷，孤岛经济转向繁荣。 人口的繁盛、经济的复苏和相对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孤岛迅速成为各级学校的聚集区。这里聚集的主要是三类学校：一是原设于租界之上的各类学校；二是原设于上海华界的各类学校，三是原东南各省的各类学校。 原来设于租界之上的各类学校，在事变后大多经历了由衰败到“繁荣”的发展阶段。以局设学校为例。局设学校（租界当局办理的学校）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坐落于沦为战区的虹口与杨树浦两区的局设学校就有9所，其中华童公学几乎全部被炸毁，其余几所虽在建筑上毁损较轻，但家具及设备则损坏严重，在战后皆无从使用。在苏州河以南免于炮火的各个学校，在紧急状态下均因战争被征作他用。所有学校无法正常开学，学生也因战事减少了近一半。但待租界局势稍有好转，教育状况就迅速回升。一方面，部分迁往异地的旧生返沪，重新入学；另一方面，大量华界难民涌入租界，不断扩大的战区中的富有阶层携家小纷纷来沪避难，造成大量新生申请入学，学生人数急剧回升，并且这种回升的势头一直维持到1941年底租界被日军进占前。（参见表1）但由于校舍缺乏，学生人数的增加给局设学校的收容带来困难，“若干学校其教室之拥挤远过于定章所评之限度，虽按照现实之地方情况，此项定章经认为应从宽执行，然拥挤之日见其甚，然至本局主管各部出面干涉，并设法取缔。”[5](p.634)学费较为昂贵的局设学校尚且呈现出如此“繁荣”景象，其他各类学校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 表1 学生人数统计表 学校 1937年 1938年1939年1940年1941年 6月 12月 西童中学 1469808 1232 1284 1287 1166 华童中学 27801841 2567 2568 2675 2618 华童小学 45091343 3822 3755 4343 4552 总数 87583992 7621 7607 8305 8336 （据1937-1941年公部局年报制） 其次是原设于上海华界的各级学校大部分转移到租界。如中等学校就有公私立中学、师范、职业学校等不下150余所，除34所停办外，余下的全部迁入租界。[6]这些学校“遵照部定开学日期，先后在两特区内原有的或租赁的房屋开学，到校学生平均约合原来人数的百分之六十”。[7] 自从国民党军队退出京沪、沪杭两路以后，东南各省的学校及文化机关，遭日寇炮火摧残，损失难以计算，有些学校迁往内地，有些学校则迁往上海租界。如外地教会学校迁入上海公共租界成立联中，组建了华东联中、浸会联中、监会联中、东吴联中等几所学校。[8](p.63)这些学校一方面收容来沪避难的旧生，一方面也招收新生，同时有不少外埠学校登报召集旧生，借读于其他学校内，而不再单独设置校区。一时间，孤岛内的学校变得异常拥挤。时人记载道：“当时南京路的国货大楼，因为国货公司停歇了，改名慈淑大楼，这座五层而面积有限的大楼里大概就容纳了大学、中学、补习学校不下十余所，门前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招牌”，而且“每所学校几乎人满为患，广大江南沦陷区的青年们，只有设法跑到孤岛来，才能找到求学的机会”。[9](p.53)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新的私立学校设于租界，“窃自事变以来，租界人口繁盛，因之学童特别增多，学校骤然兴旺，原有各校固然拥挤异常，而新设者如雨后春笋”。[10]经统计，在汪伪政府建立前，租界内专科以上的学校由战前的31所增至75所，中等学校由135所增至259所，集中在租界内不被日伪控制的初等学校也达到640所。 二、“繁荣”背后的教育困境 租界教育的“繁荣”仅是相对广大的沦陷区而言的，于教育本身毋庸置疑是衰退了。在孤岛教育“繁荣”的表象下是剧烈的教育动荡。 首先，对于迁入租界的战区学校而言，战前稳定的教育格局被打乱，教育行政权的归属变得模糊不清，各校最终陷入无人监管的境地。1938年8月13日事变发生后，上海市教育局就处于停顿状态，11月奉令撤退，于是“将市立各学校，分别拟改为私立，且将在租界中者，拟托由租界之教育行政当局兼管之”。[11](p.583)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时在租界设立驻沪专员办事处，并于经费方面给予资助。当时公立改为私立在办事处呈准备案的学校达到50余所。备案各校必须遵守规定：(1)各级学校今后仍照常进行，无论精神上、形式上或内容方面不得有丝毫的变更，以保持国家教育之精神；(2)各校不得与任何伪组织来往，或发生任何关系；(3)万一特区当局，因敌方压迫干涉各校行政，或强迫各校改换课程或教本时，可先与说明不得更改之原因，如无效当全体解散，决不委曲求全。[7]1938年后，由于“维新政府”接管原国民政府在租界内的一切行政机关，办事处被迫撤消。涌进租界的各级私立学校及外埠学校，大多脱离了原来的行政系统，各级学校成了搁浅在孤岛上的一叶叶小舟，在风浪中难以维持。为了在困境中求生存，租界内学校自发地组织起来，“遂由大学联合会、中校协进会和小学联合会等合法团体，各推代表二人组织大中小学联合会，并请两特区华人教育处长出席，共商维持此孤岛上之教育”。[7]同时租界当局保留了补助金制度（补助租界内华人私立学校的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学校的办学困难。但工部局每年可补助的华人学校仅为100多所，[12]远远满足不了大部分学校的需要。虽然这一时期孤岛教育大多在艰难中挣扎，但他们仍宣称从属于原国民政府，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等方面保持不变，坚持民族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