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日寇侵略不断深入，华东、华中乃至华南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为防止战区青年被敌人利用，同时对抗日伪奴化教育，争取沦陷区民众，国民政府“由消极的抢救战区教师青年，进而积极的谋在战区组训教师青年，使与敌伪奋斗，以配合持久抗战之国策”，（注：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总第1343页。）除拨款在各战区设置青年招致所和战区教育辅导团，收容和登记失学失业的流亡青年，使之脱离魔窟并设法资送至后方就业或就学外，还积极采取措施推行抗战教育，督责有关教育人员深入沦陷区，利用日伪所办学校实施抗战教育，同时争取伪校教师及学生为己方工作，以粉碎日伪奴化教育的阴谋。 一、国民政府争夺沦陷区教育权政策的制定 国民政府教育部于抗战全面爆发之初即拟订了《沦陷区教育设施方案》，将苏、浙、皖等九省及平、津、沪、汉四市划为50个教育指导区，并于1938年6月行政院第三七三次会议通过实施。该方案规定战区教育工作以“在沦陷区域之各级教育，应利用种种方法使其继续维持，以适应抗战需要，而延续文化生命”以及“在沦陷区域应使教育界知识分子对民众宣传中央意旨，以培养民族意识，发动全民抗战力量”两项为原则，由教育部选择意志坚强、富有牺牲精神及教育经验的教育工作人员为沦陷区教育督导员，施以必要训练后，分赴各地从事秘密性质的战区教育工作。各督导员应采用妥善方法与当地教育工作人员切实联络，对其组织训练后分别指派担任各项工作。另外还在指定区域内成立严密组织，与各该区域内公开或秘密之党政军机关及民众抗日团体密切联络，以取得工作上的帮助和便利。（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293页。）据此，国民政府战区教育工作队在沦陷区各地先后成立，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战区教育工作。 1939年5月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简称战指会）正式成立，重新划分全国沦陷区为70个区，先后指派专员温麟、陈宝骅为主任委员，以司专责。对于战区教育工作状况，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在1940年5月战区教育委员会会议中指出，值此沦陷区行政机构败坏、秩序棼乱之际，派遣督导人员到敌后从事战区民众及教育人士之联络及安慰工作，在联络后方、维系人心、振奋陷区人民精神方面取得重要成效。他还指示战区教育委员会收集南京等地伪小学教科书加以分析研究，参考并针对其内容予以反教学。（注：《陈立夫谈战区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0年5月30日。）经有关战区教育工作人员的努力，战区教育取得一定成绩。据1940年初战区视察报告记载，在日伪积极推行奴化教育的江南地带，日伪所设立的小学数量少的仅相当于战前的2.5%，多的也不及30%，而浙江省战区当时已设有小学1600多所，相当于战前的一半，江苏及安徽战区均设有中学，其中安徽省恢复之小学又较江苏为多。（注：《沦陷区国民教育实施问题讨论会纪录》（1940年3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3484。）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教育部以战区情势变迁、战教业务发展，而方案内容未能尽合实际需要之故，对原方案酌予修改，并于1943年7月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三届一、二次会议上通过《修正沦陷区域教育设施方案草案》，重新划分督导区域（1942年增为90个区，1943年又增至102个区），充实工作内容，调整与改善督导机构。调整其原则为“1.在敌人占领区域之各级教育，由教育部派遣教育人员深入督导，利用各种方法使其继续维持，以延续文化生命。2.在敌人占领区域之教育界人士，应积极设法联络，组织训练，使为抗战而努力。3.敌伪学校教师应加裁制，其尚能觉悟自新者，经考核属实后指示其工作，以削弱奴化教育之效能。4.战区内之失业失学青年，应招致收容，使在战区或内来就业就学，以增强抗战力量。5.对敌占区之民众，应运用各种机会宣传本党革命主义、中央意旨、抗战国策，并发挥精神上之伟大作用，坚定其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以培养民族意识，增进全民力量。”（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第310-313页。） 1944年8月，教育部鉴于“战区进入胜利阶段，欲使战区教育配合军事进行，则集中力量于若干重要据点，以增大其协助反攻之能力，实有必要”而订定《战区教育督导工作调整方案》，经战指会四届一次会议通过，为战后教育复员作准备。方案规定督导员均推进至沦陷区指定工作地点，各就环境许可之范围内自行策动工作，其基本任务包括：调查日伪奴化教育实况和文教团体活动情形；密察教育人员之忠奸，以供复员时参考；向各学校密寄国民政府中央政令及报章资料，制造有利抗战之各项宣传；利用爱国教育团体名义，秘密散发宣传品及标语；争取日伪教育人士，用个别谈话方式加以训练与指示等。在各督导人员工作关系之外，则得在沦陷区各重要据点内组织独立进行之秘密教育团体，直接受督导专员指导；在当地吸引优良教育人士为复员干部，作收复善后的教育准备；发动肃奸反敌运动，以侦察、离间、收买、破坏、暗杀等非常手段瓦解日伪各项奴教训练与设施。（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第319-322页。）1945年年底，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与战地失学失业招致训练委员会合并，改组为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战指会作为战时临时机构的使命遂告结束。 抗战期间，各战区教育工作队总计有队员500人，义务队员1700余人，同时另组各种秘密教育团体，吸收日伪统治下的中小学教师为会员，共计1200余人，担任实际工作的人则更多。（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总第1351-1352页。）他们不避艰危深入战区与后方，为指导和协助陷区人民反对日伪奴化教育、推行抗战教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上海市主任督导专员陈惠奉国民政府教育部指派，赴沪联系当地教育工作者，积极推行抗战教育，与日伪开展争取教育文化领导权的工作。1943年7月他被捕入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获释出狱。战前曾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的黄造雄，战时被教育部派驻上海办事处工作，兼任该战区教育督导员，秘密指导当地教育界实施抗战教育。1943年8月黄及其全家因事泄被捕入狱，饱受酷刑仍矢志不移，关押近一年才由友人营救出狱。上海弘毅中学校长俞云九战时曾协助国民政府教育部驻沪办事处联络各校宣传抗战，1942年3月被敌特人员逮捕并施以严刑，始终不肯吐露上海地下教育人员的情况，出狱后又担任教育部教师工作团上海分队长，继续策动反奴化教育。上海市教育局指导员江楝成以中等学校教职员身份作掩护，联络有关同志创办苏南中学，救济失学青年，并致力于地下教育工作，1942年8月他不幸被捕，虽备受刑讯仍坚贞不屈。上述上海战区部分教育工作人员的事迹，不过是抗战期间广大战区地下教育工作者英勇奋斗的一个缩影。（注：参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抗战时期文教人士忠贞及殉难事迹”，总第1607-16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