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元朝国子监，是指与当时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并列的教育机构，当时人也有称其为汉人国子监、汉儿国子监的[1](P8)。在元朝以前，历朝国子监都是朝廷主管中央官学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同时又是国家教育的正统象征。北齐首创国子寺，其职能明确定位在“掌训教胄子”[2](P757)。隋唐继承这一做法，更名为国子监，并进一步明确其“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3](P557)的职能。这一定位，强调了国子监的儒学教育性质，体现着朝廷崇奉儒学、推行教化的教育方向。然而，忽必烈在元朝首开国子学，首置国子监，都在其名称前面标以了“蒙古”二字，展示了一条不同于历代王朝的国家教育之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元朝汉族官僚集团为坚持尊孔崇儒的教育方向，经过了三次较大的抗争才得以创办国子监。 一 在元代国子监创办问题上，汉族官僚集团所展开的第一次抗争发生在至元八年（1271年）。这一年的元月，忽必烈首开以传授八思巴字为宗旨的蒙古国子学。两个月后，许衡欣然应命国子祭酒一职，明确表示“此吾事也”[4](P3727)，并立即着手国子学的筹办工作。这样，在基本相同的时间内，蒙古国子学和国子学相继开办，展示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旨趣。而在不同教育旨趣的后面，体现着两种政治主张的对峙。 或许有人会说，此言是否过重。蒙古国子学和国子学之开办，完全可能是元廷因两种文化的发展需要之所为，并非是一种抗争之举。其实，古代朝廷办学，从来都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东汉灵帝时期，宦官集团为了与官僚集团抗衡，借助灵帝喜好美术而于太学之外另创鸿都门学，以培植自己的势力。西晋之时，门阀士族为显示其不同于寒门庶族的教育特权，于太学之外另创国子学，以“殊其士庶，异其贵贱”[5](P145)。元代也不例外。元代实行“四等人制”，蒙古、色目和汉人官僚集团的利益争夺更为激烈，于教育特权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元代三所国子监的并立就是这一权力斗争的产物。 忽必烈首开蒙古国子学是其实施文治路线的重要举措。忽必烈于即位之初，明确指出了蒙古自建国以来“武力迭起，文治多阙，五十余年于此矣”[4](P64)的缺憾，表达了欲以文治兴国的愿望。但他的文治绝不是要走全盘汉化之路，而是欲借鉴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来补充和完善蒙元帝国的国家机器，以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这样，一方面忽必烈，“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4](P2119)；另一方面，忽必烈看到辽、金及其他诸国，皆有本国文字，而作为统治横跨欧亚大帝国的蒙古民族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这终归是个大缺憾，“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4](P4518)，于是，乃命人创制八思巴蒙古字，并将这种文字纳入其种族统治的框架中，规定“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4](P4518)。文字的主次之别成为尊卑贵贱的统治工具，八思巴文字成为蒙古统治集团彰显其种族特权的文化表征。接着，忽必烈又决定在各地设置蒙古宇学，在京师设置蒙古国子学，以国家最高学府的教育导向来突出其“国字”地位。这样，这种文字教育的性质也就烙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记。忽必烈首办蒙古国子学，也就不再体现为单纯的教育意义，而是作为维护蒙古文化正统地位的象征，作为元朝国家教育正统的象征昭然于世。 而汉族官僚集团所倡导的文治则是要行汉法崇儒治，在全国上下迅速恢复儒家的伦理纲常秩序。中原儒士看到，元朝治国之艰难，根源于传统的伦理纲常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而蒙古、色目贵族所具有的嗜杀、好利、纲常观念淡漠等特性又成为推行汉法的障碍。因而欲求元朝治国之长久，唯有广设学校、大兴教育方是根本的下手功夫。然而这个教育，必须是那种不尚词章不习举业的教育，必须是那种教以君臣父子之大伦，以及教以洒扫进退应对及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的教育。诚如许衡对忽必烈所言： 自上都、中都下及司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从事于学，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至于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6]（卷7）。 窦默也十分支持这个观点： 三代所以历数长久，风俗纯粹者，皆自设学养士所致。今宜建学立师，博遣贵族子弟教之，以示风化之本[7](P153)。 只有在全国推行尊孔崇儒的教育方针，才能保证汉法的有效推行，才能保证元朝的治国路线遵循传统中原王朝的政治轨道，才能真正实现汉人儒士对蒙古统治者的“帝中国，当行中国事”[4](P3769)，“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8]（卷37）的期望。这就是元朝汉人官僚集团在蒙古国子学开办之后积极争取创办国子学的真正目的。 那么，许衡等人既然认识到教育如此重要，许衡何以不在中统二年（1261年）初次受命国子祭酒之时就着手开办国子学，而非要等到十年后才意识到“此吾事也”呢？ 许衡与忽必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中统元年（1260年）。这一年，忽必烈即位于上都开平，诏许衡至京师。《考岁略》中记载： 庚申，上在正位宸极，应诏北行，至上都，入见。问所学，曰：孔子。问所长，曰：虚名无实，误达圣听。问所能，曰：勤力农务，教授童蒙。问科举如何，曰：不能。上曰：卿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7](P168)。 从交谈内容看，两人谈得并不十分投机。许衡的语气虽然谦恭，但态度十分明朗，即表示要坚守儒家之道，注重农耕和教育。这既是许衡志向的表露，也是对忽必烈治国方略的一个建言。但忽必烈并没有借着这个话题与许衡讨论教育的问题，只是问科举如何。这至少说明忽必烈此时并未有复办国子学的意向。一年之后，朝廷还是任命了许衡为国子祭酒。这个任命颇具有戏剧性，而且，许衡受命之后便托病辞去了这一职务。《考岁略》中记载： 辛酉三月，应召至上都，时王文统秉政，深忌雪斋诸公，以先生素无因缘而弗惮也。及窦公力排其学术之非，必至误国，文统始疑先生唱和其说。五月，授雪斋大子太保师，窦公太子太傅，先生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内寔不欲备顾问也。窦公既以言文统不中，欲依春宫以避祸，先生独以为不可，曰：“姑舍其不安于义者，且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来，师傅与太子相见，则就西位东向，太子东位西向，公能为此事否？不然，是师道自我而亡也。”雪斋亦赞其说，相与怀麻力辞于阙下，凡数日，始从其请。由是改授雪斋大司农，窦公翰林侍讲学士，先生国子祭酒。既拜命，以疾辞。九月，得告南还，仍奉旨教授怀孟路子弟[7](p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