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1；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779(2015)04-0001-05 一、国家政策驱动下的教育智库建设 (一)何谓智库 所谓智库(Think tank)，也称“智囊机构”，又称“思想库”或“智慧库”，是指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民族、教育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的公共研究机构。如美国的胡佛研究所、兰德公司等。智库的职能主要包括：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智库在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以致有些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1]鉴于智库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与功能，我国政府在决策中也越来越重视智库的建设及其功能的发挥。 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智库”概念。在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2] (二)教育智库 教育部制定的《中国特色高校智库推进计划》指出，通过2011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社科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高校软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等，整合优质资源，建设新型智库机构。结合我国教育领域智库建设的现实情况，国家教育智库包括中国教育研究院、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官方智库，教育学领域12个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高校智库，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30人论坛等民间智库。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在全国教育科研系统发挥着领军作用，是打造中国特色一流国家教育智库的重要基地。近年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以建设一流国家智库为目标，建成了教育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规划与战略研究中心、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探索建立团队合作、联合攻关的工作机制。逐步实现了从个人兴趣向服务国家、服务大局转变，从分散的、个体化研究向团队合作、协同创新转变，从经验性思辨向依靠事实和数据转变，从重论文、著作向重完成国家任务、服务决策转变。 教育学领域的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共有12个，主要分布在全国的高校里，是国家高校教育智库的主要依托，包括了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农村教育、民族教育、道德教育、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比较教育、教育经济、公民教育等重要领域和特殊领域。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是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重大举措，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人文社科基地已经成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地，基地建设起点高，综合性强，是集“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咨询服务、信息数据”为一体的国家教育智库，重点基地的建设就是教育智库的建设，今后在完善基地各项功能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协同创新、资源整合、数据库建设等方面，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重要的咨询服务。 民间教育研究机构作为中立的教育智库正在兴起，影响逐渐扩大。 二、学术研究视野中的国家教育智库建设 (一)国外教育智库建设的研究与借鉴 黄忠敬教授介绍了美国的教育智库及其影响力，他认为，美国教育智库的影响力从影响对象及影响方式两个方面可见一斑。从影响对象来看，主要包括对政府及其决策者的影响、对大众及其舆论的影响。从影响方式来看，在不同的对象方面存在着差异，可以通过引用率、发行量、上镜率、点击率来见证。智库研究者主要是通过在政府任职、成为政府咨询专家组成员、邀请官员参加智库学术会议、参与政府的项目等方式影响政府的政策决策，并通过发行学术出版物、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和举办研究班、利用大众传媒等影响公众与舆论。[3]苏红认为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的经验在于：第一，形成独立于政府的运行机制，主要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的形式为政府提供服务；第二，拥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并持续坚持是智库发展的基础；第三，走专业道路，促进人才持续成长。[4]曾天山等在考察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教育科研情况后认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国家教育科研机构为主的教育智库日益崛起，正在成为影响政府教育决策的重要力量。两国教育智库对教育发展的影响表现在：构建基于标准的质量框架；促进多元文化融合教育的发展，提高教育竞争力及全方位影响政府教育决策等。[5] 关于国外教育智库的研究表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教育决策中十分重视对智库的建设，并以独立的机制运行，与政府签订协议的方式为政府的教育政策制定与决策服务，在提供思想、引导公众、汇集人才等方面形成了良性循环，这些研究对我国教育智库的建设无疑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教育智库建设的理论反思 关于教育智库，如何定位，如何建设，如何发挥其功能，有其内在的规律可循，需要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智库自身的运行特点与规律，形成科学有效的教育智库。为此学者们进行了专题探讨。 吴康宁教授论述了新型教育政策智库的基本特征：第一，职能专一；第二，学科协同；第三，独立运行；第四，多样发展。[6]王建梁、郭万婷认为教育智库建设方面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独立性不足、影响力不广、专业性不强、可操作性不够以及教育智库结构失衡等，并提出了我国教育智库建设应变应急导向为前瞻导向、变阐释导向为创新导向、变单一学科导向为跨学科导向、变体制依附导向为独立发展导向、变内部封闭导向为协同共赢导向、变单一服务为综合服务导向等具体对策。[7]张衡认为，目前，教育智库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但机构的建立并不等同于功能的发挥，教育智库的作用也并不必然具有积极意义。错误的预设、角色选择困境等可能构成教育智库作用发挥的障碍。[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