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l926—1984)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最耀眼的明星。可以说福柯关于系谱学的研究一直是围绕“权力”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的。他所关注的不是那些宏观的国家权力、政治经济权力以及制度权力而是渗透在社会毛细血管中的局部的、微小的权力形式，我们将其称之为“微观权力理论”。在福柯看来系谱学的微观权力包含两个基本的主题即权力与身体的关系——“生物性权力”(Bio-power)以及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真理政治学(Politics of truth)。福柯认为，教室是权力运作的秘密场所，可以说教室的每个角落都渗透着微观权力的影响。 一、教室中的生物性权力 福柯运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抓住身体这一最为细微的权力运作点，分析权力与身体的关系。使权力的微观战略能够被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事实上，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5)中，形而上学的认识主体确实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身体，或者说，主体不再具有决定性了，它和身体一样不过是权力的产物。福柯指出，身体是可塑的、可强化的。身体处于流变过程中，它能够顺应不同节奏，正是这种可变性，使身体被各种力量塑造，它要经受种种训练和折磨，它要被权力生产和锻造。福柯指出：“身体也直接卷入某些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身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连；身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它才可能成为一种劳动力；只有当它既是一种生产的身体又是一种被征服的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才成为一种有用的力量。”[1] (P25)福柯通过对权力作用与身体的微观物理学的(micro-physics of power)分析，引申出了“生物性权力”（注：“生物性权力”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体的解剖政治”，即，“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规训机制；二是“人口的生物政治”，即“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一连串的介入与调整控制”。福柯：《性经验史》P100-101.）、“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的概念。这种作为对生命及其一举一动进行约束、监视、控制、评估、调节、矫正的全方位权力体系在他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被详细的加以阐释。他认为，“生物性权力”将与一种“规训技术”(Disciplinary technology)密切相联，这是一种建立在军事模型基础上的“规训技术”。福柯指出：“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认为18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完美社会的理想。但是当时也有一个军事社会的理想，其基础参照物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部机器中精心附设的齿轮；不是原初的社会契约，而是永久的强制；不是基本的权利，而是不断改进的训练方式；不是普遍的意志，而是自动的驯顺。”[2] (P169)它所关心的并不是如：摧毁、破坏、阻碍等压迫性或否定性的权力力量，而是技术性，肯定性的权力力量。通过行使制度化和规训性的“生命管理”(life administration)创造出新型的，顺从的，训练有素的“听话的身体”(docile bodies)。就像安东尼·吉登斯(Antony Giddens)所指出的那样：“文明意味着规训，规训转而又暗示着对内驱力的控制，控制要卓有成效就不得不是内在的”。福柯的“生物性权力”和“规训技术”试图为我们展示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它将身体控制，空间编排，监视，规范化裁决等方面完整的融入其中，以一种精心设计的，谦逊而多疑的持久运作机制，实施其独有的权力规训统治。福柯以教育领域这个平淡、温顺、健康、重要的场所作为评价和批判的靶子，使人们意识到在一种疏忽和不经意间权力正侵蚀着每一个角落。他细致和清晰的揭示出存在于教育各个环节中权力的运作及影响，事实上生物性权力表现的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地方就是传递知识的教室。 ——身体控制。福柯认为，规训技术不仅仅在于教授或强加一系列的特殊姿势。它还造成了一种姿势与全身位置之间的最佳联系，一个训练有素的身体是任何姿势甚至最细小动作的运作条件。同时一个被规训的身体是一种有效率的姿势的前提条件。他为我们展示出这样的场景：“保持笔直的身体，稍稍向左自然地侧身前倾，肘部放在桌上，只要不遮住视线，可以用手支着下颚。在桌下，左腿应比右腿稍微靠前。在身体与桌子之间应有二指宽的距离。这不仅是为了书写更灵活，而且没有比养成腹部压着桌子的习惯更有害健康的了。左臂肘部以下应放在桌子上，右臂应与身体保持三指宽的距离，与桌子保持五指左右的距离，放在桌子上时动作要轻。教师应安排好学生写字时的姿势，使之保持不变，当学生改变姿势时应用信号或其它方法予以纠正”[2] (P172)。福柯运用这种细线条的勾勒，已经将18世纪法国的教室场景与今天教育实践领域正在应用的教育方式吻合的天衣无缝，教室中对学生进行的身体控制被透视的淋漓尽致。在这里，身体的器官、功能，它的所有被认为是生物学意义的组织，都被动摇和改变了，都被认为是权力和社会的塑造产品。身体进入到权力的视野中，进入到社会的视野中，进入到制度的视野中。可以说，对身体的控制是行使规训统治的开始，教育对学生的规训首先是从作为“肉体”的身体的塑造开始的，在这里学生的身体并没有对权力的运作表现出任何实质性的反抗，这与笛卡儿(Descartes)的“身一心二元论”不同，教育首先成为身体的教育，而后又演变为灵魂的教育。权力在支配身体的同时，已经将某种规范和标准灌输在人的思想和意识之中，此刻，身体和灵魂统一成一个完整的规训主体。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保持标准的姿势是对身体的一种保护，当权力网络将目光转移到对身体的保护领域时，身体已经成为一种“公共性”的身体，它直接隶属于社会和国家，它变成了一种国家意志和“人力资本”。教育正是国家和政府的帮凶，它使学生在放弃身体的同时，学会了放弃灵魂，就像奉献身体一样将灵魂奉献给国家。 ——空间的编排。福柯认为，在规训中，各种因素是可互换的，因为各个因素都是由它在一种系列中所占据的位置，由它与其他因素的间隔所规定的。权力通过对身体的定位来区别对待它们，但这种定位并不是要给它们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使它们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分布和流动。福柯指出：“在18世纪，开始用‘等级’来规定人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分配形式：即学生在课堂，走廊，校园里的座次或位置；每个学生完成每项任务和考试后的名次；学生每周，每月，每年获得的名次，年龄组的序列；依据难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这套强制性序列中，每个学生依照其年龄，成绩和表现有时处于某一等级，有时处于另一等级。他不断地在空间系列中移动。有些空间是表示知识后能力的等级的‘理念’空间，有些是表示价值后成绩的物质的大学或教室空间。这是一种经常性变动。人们通过这种变动在由间隔序列划成的空间中替换着位置。”[2] (P167)拉萨勒梦想中的教室可以说与福柯的观点不谋而合。“教室，其空间分配能同时显示一系列的特点，即学生的进步，长处，性格，表现，整洁及其家长的情况。譬如，教室应该构成一个大表格，有许多项目，一切置于教师精密的分类目光之下：在每个教室里，座位是根据各门课的各种学生安排的。因此，凡是上同一门课的学生总是坐在同一个位置上。上最高课程的学生被安置在靠墙最近的凳子上。其他学生按照课程等级依次向教室中心排列。每个学生都有为他指定的座位，除非得到命令或经学校监督员同意，任何学生不得离开或改变座位”。[2] (P167)同样，在今天的教室里，教师按照一定的“等级”安排着学生的位置。如：按照考试名次的座次排列，按照能力高低的座次排列，按照日常表现的座次排列，按照学生家境情况的座次排列，按照教师个人情感的座次排列。教师将这些客观因素组织编排起来，为规训权力的运作发挥必要的补充作用。在这里“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机器。”[2] (P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