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学?

——英国教育决策者的两难选择

作 者:

作者简介:
潘发勤,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生,山东理工大学教育系副教授。(山东 淄博 255012)

原文出处:
外国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英国工党政府试图把教育和经济整合起来,为此在小学坚持直接地面向全班的教学,保留教育标准办公室,提高读写算的成绩标准。但传统教育学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注重创造性的知识经济。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它既不情愿放松对初等教育的控制,又意识到必需变革教学法。新教育学并非缺乏学术基础,而是引入进步主义的教育学需要较高的师生比和财政投入,引入“激进的”教育学要冒政治风险。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04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一、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知识驱动的经济

      全球化和新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两个发展。经济全球化同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竞争的水平相关,它引起了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给福利国家的支出带来了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几乎是瞬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从专利到产品的时间差缩短,这就是“快速资本主义”。而且,提供的消费产品和服务的范围也在扩大。新经济是以高科技、信息、网络、知识为其重要构成部分和主要增长动力的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经济一直呈现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特点,因而经济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新经济现象”[1]。新经济不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全球化,前者是后者的一个范畴。新经济并没有取代“旧’经济:许多私立、公共部门团体在结构上是旧经济的,然而在观念上倾向于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是不平衡的。根据各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可粗略分为全球化者、被全球化者以及那些被忽略者[2]。国家、团体和个体,每一方都在努力把全球纳入到自己的现代化实践之中。

      应该说,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教育学具有深刻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公共开支的影响

      国家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如何给自己定位,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想法。例如,美英偏好的解除管制的方法,同欧洲其他国家偏好的解决方法相比已具有不同的结果。美国相对较低的政府福利开支,使其劳动力比欧洲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欧洲劳动力的“非适应性”产生了高水平的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过去对商业起作用的福利国家现在可能不大管用,因为对公司来说,有时候在另一个民族国家组织生产资源更为廉价。国家政府可能不希望通过征收高额的企业所得税来限制投资,也不希望扰乱高收入者。在英国,居于纳税人顶端的10%的人,所付税收占总税收的50%,然而这些人不愿利用国家资助的医院和学校,这将会增加公共开支的压力[3]。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达,公司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开办,但仍然可同全球的生产网络和市场相联系,这就伴随着社会成本竞争的连续下降。在资本、商品和服务的核心市场日益被纳入全球范围的经济中,对福利国家来说,由于其相对类似水平的劳动生产性和生产质量,很少有降低其社会成本的空间。在英国,政府总支出占GDP的百分比自1976年以来下降到了40%,但下降的大部分可归因于较低的国防和资本开支[3]。那些寻求福利开支保持不变的政府部门可能要冒双重危险,即高福利的公益事业可以吸引无家可归者和继承权被剥夺者(由此提高了福利支出),但它也会妨碍业界商人留在这个国家,因为在这个国家他们将要面对高额的企业所得税。

      对教育来说,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结构性的结果是:为使教育系统更具生产性且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教育系统变得市场化。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一定要采取一个强有力的市场驱动或政府驱动的方法。虽然有新加坡这样的政府资助的发展方法,但是像世界银行这样的超国家机构对国家制度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大。简单地说,全球化骑着意识形态之马进入教育部门,它对教育和知识生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财政驱动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产品,而没有明确表示要改进教育概念。

      (二)后福特主义的管理体制与社会资本问题

      新经济中工人管理模式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从福特主义转向了后福特主义的管理体制[4]。但是后福特主义的灵活性产生了焦虑和令人担心的动机危机,雇佣者对工作的态度将变得更加短期、工具性和玩世不恭。在美国,工资下降的压力也日益增大。所有这些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确保那些长时间集中于同一工作但具有比以往更大的辞退风险的工人的责任感?而且它也突出了考尔曼(Coleman)所提出的“社会资本”问题[5]:社会资本不似物质资本,它是不可触知的;不似人力资本,它不存在于个体之中。社会资本存在于值得信任的人际关系中。可以说,公司已开始达到作为控制工人的策略的理性极限,产生权力差别的官僚结构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依赖团结、尊敬、或互相信任的独立作业。在一个公平价值规范得到支持的值得信赖的社会中,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是经济上可用的资源。总之,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顺从的管理文化不可能允许劳动者创造性的得到发挥。

      (三)新经济与教育学

      关于新经济需要怎样的劳动者以及如何培养这类劳动者的观点日益增多。卡斯特尔(Castells)对两类劳动者作了区分:普通劳动者和可自我设计(或编程)的劳动者(generic and self-programmable)。普通劳动者是19世纪工厂地面上的传统手工工人:“这些‘人力终端’根据业务决策,可以被机器代替,或被全市、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任何其他机体代替。虽然就全体来说他们对于生产过程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每一个体来说他们是消耗品,是仓库存货。”然而,对于可自我设计的工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他们有“持续不断地针对既定的任务重新界定所需技能的能力,且能获取学习这些技能的资源。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人,在适当的组织环境中,能够给自己重新设计编程以适应生产过程的不断变化的任务”[6]。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