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世界》与德国近代教育的导入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近代化的改革之路。在教育改革方面，19世纪70年代日本广泛借鉴了欧美各国的先进经验并加以综合运用。例如，1872年日本颁布的第一个近代学制就是主要在参考法国学制的基础上制定的；当时，在日本的中、小学及师范学校中普遍采用的则是美国的课程体系及其教学内容；而这一时期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奇、英国教育家斯宾塞等人的教育思想和学说也在日本教育界广为流行，有的日本学者把英、美等国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教育思想和学说的广为流行视为“明治初期教育思想的特色”。[1](p.265)然而，80年代以后伴随着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近代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逐步建立，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导入德国近代教育。“日本政府于明治15年（1882年——笔者注）派遣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宪法，并命他开展从德国招聘教育专家的工作。”[2](p.64)90年代初，日本近代教育体制最终确立，而德国国家主义教育则居其主导地位。 众所周知，清末教育改革主要以日本为模式。《教育世界》从1901年5月创办起到1903年12月《癸卯学制》颁布前，大量刊登了介绍日本教育法规、学校章程的译文及论文。有的日本学者将《教育世界》视为清末中国人了解日本教育的主要信息源之一，[3]作为日本教育体制原型的德国近代教育也就随之被导入中国。此后，《教育世界》从第43号起把重点转向了欧美国家，开始连续刊载发表《德国小学制度述略》、《德国小学教育》、《德国现行小学校编制法》、《德国小学教育现状》、《德国女子中等教育》、《德国女子教育之隆盛》、《德国实业教育》等介绍德国近代教育的论文和译文。因此，这一时期《教育世界》无论是介绍日本近代教育的法规与条例，还是直接报道德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都使有关德国近代教育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导入近代中国，这对开阔当时国人的视野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与介绍和导入日本及欧美近代教育制度相辅相成的是，《教育世界》又以大量的篇幅介绍和导入了西方近代教育科学及其各分支学科。鸦片战争后，洋务学堂、教会学校等中国近代新式学校虽然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但从未开设过教育学方面的专业课程。因此，直到19世纪末，教育科学领域在中国仍然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对此，王国维曾感叹道：“以中国之大，当事及学者之多，教育之事之亟，而无一人深究教育学理及教育行政者，是可异也。以余之不知教育且不好之也，乃不得不作教育上之论文及教育上之批评，其可悲为如何矣。”[4](p.80)然而，19世纪后半叶，西方近代学科分类观念的引进和教育制度的导入，为中国教育科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产生创造了条件；20世纪初，中国近代学制的颁定和实施，把教育学、教育史等纳入了大学堂及师范学堂的课程教学体系之中，从而使中国教育科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建立成了当务之急。值此关头，《教育世界》开风气之先介绍和导入西方近代教育科学及其各分支学科，既顺应了当时形势的需要，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科学的研究。它主要通过译介日本学者撰写的教育理论著作引进西方的教育科学及其各分支学科，而这些教育理论著作又大都以当时德国学者的著作为写作蓝本，或以其教育学说为理论依据，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教育学、教授学等分支学科中。 最后，《教育世界》遵循西方教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广泛介绍了近代德国那些有着丰富而重要的教育思想，或对西方教育产生过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刊登其传记或小传，并进而发文介绍和导入其教育思想与学说。其中，既有王国维亲自撰写的《教育家之希尔列尔（席勒——笔者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尼采氏之教育观》等文，以介绍这些哲学大师及思想巨擘的教育思想；也刊登了《休来哀摩谐（施莱尔马赫——笔者注）氏之教育学》、《兰因（莱因——笔者注）氏之教育学》、《威尔曼氏之教化学》等文，以介绍德国近代教育学家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莱因(W.Rein)、威尔曼(O.Willman)等人的教育学说。 王国维创办《教育世界》，从引进日本及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到导入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教育科学及其各分支学科，在此基础上又试图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导入西方各家各派的教育思想和学说，而其重点介绍和导入的则是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 二、《教育世界》与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导入 在西方教育史上，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被公认为是近代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首创，“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便把‘赫尔巴特理论’和‘科学教育理论’作为同义词”。[5](p.165)19世纪下半叶，经其众多弟子的宣传和发挥，赫尔巴特教育学说渐在欧美各国教育界广为流传，至80年代末又开始传入日本教育界。如前所述，明治15(1882)年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宪政时即奉政府之命招聘德国教育专家，日本“政府积极导入德国思想的意图就由与伊藤关系密切的森有礼文相来具体落实，遂通过招聘哈斯克内特来日本任教而开始传播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说”。[6](p.72)明治22(1889)年，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乘创设教育学科之机，招聘德国教育家哈斯克内特(E.Hausknecht)主讲教育学。他主讲的教育学即以赫尔巴特教育学说为理论基础：授课时采用德国赫尔巴特学派代表人物科兰(H.Kern)的著作为教材，实习时则采用德国赫尔巴特学派代表人物莱因的著作为教材。参加其授课和实习的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日本赫尔巴特学派代表人物的谷本富、汤原元一、稻垣末松等人，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我国赫尔巴特运动的指导者从中辈出。”[7](p.34)之后，随着波多野贞助、野尻精一、汤本武比古等留德学生相继归国，日本赫尔巴特学派的力量得以加强，其教育学说的研究与实验活动遂蓬勃开展起来。日本教育界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被称为“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学说全盛”的时代。[8](p.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