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曾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乡村教育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向农村，试图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的途径，挽救中国的危亡，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与活力。他们殚精竭虑、躬身力行，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乡村教育的方案，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实验实践活动。但最终的实践证明，试图通过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他们的理想一个个都破灭了。斯人斯事已逝，然而今天抹过历史的尘烟我们依然会发现，六七十年前的乡村教育运动在中国教育史上依然是一朵绚丽的奇葩。关于乡村教育运动前人研究已然很多，本文拟就乡村教育特别是教育家教育思想及理论的形成做一历史回顾，试图在历史的回顾中能够得到一些启发与借鉴。 一、濒临“崩溃的乡村” ——中国乡村悲惨的命运 （一）物质的贫困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由于政治体系紊乱而导致的水利失修，人为破坏，致使自然灾害频繁，天灾人祸不断肆虐农村。地主的盘剥、兵匪的劫掠、官府的苛捐杂税、老天的旱涝飞蝗，所有这一切，使农村生产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民的贫困化也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的研究，农村的农民整体生活在贫困线上[1]。一旦遇上灾匪兵荒，大量农民背井离乡，四处逃荒，田园荒芜，茫茫千里，鸡犬不闻。1928年至1930年，陕西一省外逃农民即达723万之众。1931年，全国3/4的县发生大水灾，泡塌房屋占原有房屋的45%，农民流离失所者达40%。1935年，据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22省1001县调查，全家离村的农户达192万户，占总农户的4.8%[2]。 （二）精神的贫困 回顾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整体说是纷繁多变的。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民国的建立、张勋搞的复辟、袁世凯的称帝，乃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短短的十来年中，闹剧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然而在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旧的思想虽被打破，新的思想信仰却并未树立起来。革命、民主与科学于农村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影子。美国学者奈特·毕乃德曾撰文称，“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里，中国的特征是意识形态的混乱”[3]。为什么在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会出现这样的精神贫困呢？要知道，即便是在封建社会，中国农村也曾以“耕读传世”而著称。农村，历来是社会的基础，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近来不断有学者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做出研究，研究表明，造成20世纪初中国乡村精神贫困的原因部分在于科举的骤然废除与新学堂的仓促建立。科举制的急忙废止引发急剧的社会震荡，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一次最重大的文化断裂[4]。在科举的时代里，由于有科举的阶梯，农村和城市有着有序的人员流动，科举是造成社会科层流动的动力之一。一俟科举废除，新的学堂接替了旧式科举的任务，众多读书人都以进入学堂作为进身仕途的阶梯。然而取法欧美的新式教育及其教育内容却并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如梁漱溟所言：“数十年来，与此乡村社会不切合的西式学校教育，是专门诱致乡人于城市，提高他们的欲望而毁灭他们的能力。”[5]在教育体制的转轨过程中，乡村的读书人纷纷离去，有钱的出国留学，其次的进了都市，再次的也去了城镇。 这样，政治的恶化，经济的破产，文化的流失，20世纪初的中国乡村，好似一个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奄奄待毙，中国的农村的确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中国的出路在乡村教育” ——先知的觉醒 20世纪初的中国乡村濒临崩溃，然而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涌现出来，造就了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成就了一大批乡村教育家。他们对于中国的乡村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批判，都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乡村教育”。 黄炎培1921年在《〈农村教育〉弁言》一文中指出：“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虽然，全国国民之生活，属于城市为多乎？抑属于乡村为多乎？吾敢断言十之八九属于乡村也。……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为适于乡村生活之教育。”[6]对此，陶行知深有同感，他认为，“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7]，“中国以农立国，十之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8]。晏阳初说：“在定县，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9]针对以上四大病症，晏阳初他们研究出“四大教育”之法，这就是：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梁漱溟在经过对中国乡村的考察后强调说：“今日的问题正为数十年来都在‘乡村破坏’一大方向之下；此之问题解决唯有扭转这方向而从事于‘乡村建设’——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要在于此。……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5]在众多的乡村教育家中，余庆棠可谓是闪亮的一位，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女性，更重要的是她从自己的调查和研究着手，指出中国农民的缺点（缺乏知识与技能；缺乏心理的交通；缺乏组织能力；缺乏创造的精神）和优点，对于农村教育、农村的振兴具有热切的期盼。她认为，“吾国是以农立国，而农民又占中国人口的最多数，所以中国农村衰落与农村经济崩溃，就是全国经济的崩溃。要救济农村衰落与经济崩溃，要从行政上着手。行政分为普通行政与教育行政……希望此后政府注重乡村教育，增进农业教育，实行劳动教育，使个个农民都受教育，使个个学生都劳动化……如果有一百万以上的同志，能够个个都到乡村里去，那末，全国二三十万的乡村，在有智识者的领导之下，尽量的可以增进他们的生产，改善他们的生活。”[10]
